斯人逝矣，雅韵长存。当代文章圣手汪曾祺笔下，呈给我们没有修饰过的一切，或曰经了修饰而不着痕迹的一切。汪曾祺脱俗又随俗。凡世间天然的情感种种，喜怒哀乐，食色男女，花鸟虫鱼，清风朗月，均在他那里获得新的生机。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环境中考察，这也是不易为的。
汪曾祺崇尚返朴归真。小说《受戒》里的荸荠庵，虽属佛门胜地，写来却是没有清规戒律的自由所在，遂成了一种象征，成了汪曾祺本人的桃花源、乌托邦。究其实它是作家本人的心灵幻象。汪曾祺无疑地有一颗仁爱之心，他的小说处处布满朋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乡邻情，人们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古道热肠；从秋日的山花，白发的母亲，敲磬的和尚，到井边打水的少女，无不氤氲着特有的温馨静美。读汪曾祺，不由要想起冰心的话：“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赠葛洛》）无疑，汪曾祺的作品是荫荫夏木，也是冬日暖暖的红泥小火炉。
《受戒》《大淖记事》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出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轻舟，最终浪漫地驶入江南水乡的芦花荡──驶向了汪曾祺情感的理想国和灵魂的伊甸园。清醒的意识流与自然的生活流的遇合，使得汪曾祺小说如行云流水，不拘不纵，真气贯注，而斧凿之痕全无。创作主体清风白水般的文化人格昭然可见。
汪曾祺写尽了水的明媚，所以在敏感的汉学家眼里，他满纸都是水。毋庸讳言，出生成长于水乡泽国的汪曾祺，与故乡水文化是有着一种神秘的交感互应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美丽的故事，淡淡的哀愁。六十多岁的人还能将文字写到这份上，简直称得上奇迹！汪曾祺是怀旧的。他对那些已经逝去和正在逝去的东西充满眷眷之情不舍之意。他迷恋漠漠轻寒，淡烟流水，自在飞花，无边丝雨；迷恋一切美好却不会再来的东西。他的许多作品，皆可视为“追忆”主题的叠加强化。
“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东方意识流支配下的行云流水。事实上，汪曾祺作品确然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常如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从这意义上，他很像安徒生，以纯情的笔调，表现人性的伟丽。他作品之超拔处，在于提供了一种纯如水晶洁如孩童清如琥珀亮如琉璃的文化人格。作为艺术多面手的汪曾祺，工诗擅文，能书善画。这使他触类旁通，为文下笔，常计白当黑，无字处亦成妙境；是故汪曾祺行文纵无机括，却能透彻玲珑，妙到毫颠，深得羚羊挂角之美。汪曾祺描摹物象，三言两语，便可跃然纸上，声光色俱佳。如他写高邮咸鸭蛋如何蛋白柔嫩，如何质细油多，真让人垂涎三尺，恨不能胁生双翅，一飞至高邮大快朵颐。这份出神入化的白描功夫，岂不惊人！除此，他还写了故乡的炒米、焦屑、咸菜、茨菇汤、虎头鲨、螺蛳、蚬子、野鸭、鹌鹑、斑鸠、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汪曾祺一而再再而三情深款款地追忆着它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这些故乡的食物，已然成为他情感的寄托。汪曾祺身在京都而心存高邮，时不时要灵魂出窍，作精神还乡。多么真淳的性情！
汪曾祺一支笔写尽平头百姓的欢欣，写活了小户人家的乐趣。这欢欣和乐趣像自在的水墨，在宣纸上稍一点染，即洇开来，成为迷蒙淡远的一片。他使人感到在这平凡尘世上，还有着若多诗意。汪曾祺是童心未泯的老顽童，也是可爱的、文雅的老饕；他在语言文字的厨房里忘情操作，其味津津，其兴勃勃。
有论者称汪曾祺作品缺少人文关怀，只是躲在象牙塔里抒写一己情感，纵为名家，难称大家。这话不无道理。然而，一个对家乡的草木枝叶、山水丘壑都关情备至的人，一个如此钟情自然和生活的人，怎么可能不热爱生命热爱人类，怎么可能没有人文关怀呢？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读汪曾祺文字，你会真正感动于生命之可爱，生活之芬芳；你会嗅到阳光与月光的气息。作为饱经中国文化薰沐的作家，汪曾祺的语言，承继了唐宋散文流风，更多明清小品余韵，复汲取民间文学之清新，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即悠然神往，远非某些吓人累人又唬人的“大散文”所可比拟。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无错彩镂金之赘，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汪曾祺以其文本谈天论地，谈人说己，坦坦荡荡，了无心机，像一个自足的隐者。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他是一个大隐。他的身上，有陶渊明的影子，却无陶氏“刑天舞干戚”的郁懑之气；有周作人的味道，却没有周那种自命的清矜。他笔势直追乃师沈从文，偶尔也受废名影响；颇得沈从文之清新，而舍废名之清冷。他从不以老人自居，时时如稚子野童，意气少年。他无意于做大师，只愿欢欢喜喜地做他的平民，做平民世界一分子。凡大师，往往因了生活在烟薰火燎之中而无法获得太从容、太纯的心境。汪曾祺遂显示出大师不具的特色。他的文字充满康德式的无功利性，美得纯粹，纯得惊人。他以浪漫唯美的态度静观一切，而远离充斥杀伐的文场，远离中心话语、政治漩涡；一切的飞扬浮躁急功近利叱咤风云赤膊上阵总与他绝缘。这种自觉的疏离，诚为一种心灵意义上的理性的主体选择。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文化人的大智慧大彻悟于此可见。
汪曾祺主笔的《沙家浜》，虽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却仍能于红红火火中透出一丝那个时代难得的诗情雅趣：“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在当代文人里，汪曾祺是有斤有两定力极强的人，他始终对自己拎得很清。他和他的文章难称江河湖海，却是小溪流水，是溪水中清凌凌的白石细沙，活泼泼的游鱼小虾。“泉眼无声惜细流”，汪曾祺是静美的，然而静美中仍有鸢飞鱼跃，仍有生命之流的腾踊；不论生前，还是死后，汪曾祺都难以被摹仿和复制。
汪曾祺生得坦然，去得无憾。他是真正的士大夫，真正的思想者，也是人生大书的权威诠释者──尽管他从不在文章里摆开龙门阵大侃人生。汪曾祺是儒，是道，亦是佛；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汪曾祺之后，复能有汪曾祺乎？“知音绝、弦断有谁听”，但愿其人其文，不会成为时代的《广陵散》，成为一曲文化绝响。
每想到汪曾祺，眼前便出现这样的图景：一个平和的长者，半卧于竹榻或半躺于藤椅上，对夕阳而独酌，忽会心以微笑。我总感觉他是晚唐的小李杜，虽然气象嫌小，但精雕细刻幽远深微自在清丽独成一体；何况他没有小李杜的颓唐。汪先生以自己的方式，对生命进行了诗意盎然的审美把握。他的文字是黄昏里饱含情感的生命独语，有青春气，却无迟暮气。
“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端午的鸭蛋》）这可以视为汪曾祺的自况。汪曾祺，就是这样一只双黄鸭蛋，总能“使人惊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