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城市文学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重心和焦点，如果说“乡土——城市”的二元结构可以作为一个阐释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型，那么明显的文学偏正形态正在加速生成。恰如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数量超过9亿、占比超过63%的中国人居住在城镇，无论作为生存空间还是欲望对象，“城市”都已日趋内化于“文学”，而“城市性”也开始成为文学的“默认属性”。无论作为理解入口还是阐释基点，“城市”都已经变得难以动摇、显得难以取代。
作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的省份，城市经验极大地孕育、滋养了江苏文学并重塑了江苏文学的面貌，前所未有的城市之“变”已经率先于江苏发生。而与这一巨变相伴生的江苏作家则天然地以其创作展现了这种变化，并在相当丰富的层次上以高度的敏锐和精确，描摹了城市之“变”的肌理。
边界感的普遍建立是城市文学的第一大特征。所谓城市之“变”，首先是指城市是一个巨型的“关系破坏机”，个体进入城市，就往往意味着原有社会关系的彻底解体和新的城市性社会关系的被迫重建，个体生存于城市，又往往不得不面对着深度关系建设的艰难和解构的轻易。百年前鲁迅对“乡土文学”命名、对其“侨寓性”的归纳，即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认识。而在21世纪，“乡土——城市”之间的二元关系开始愈加丧失重要性。当代的城市人口往往缺乏与乡土的血脉关系，他们是“城二代”或“城三代”，而“乡土”早已变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背景。于是，不仅来自于乡土的原初社会关系遭到降解和重塑，城市内部的原生关系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无论作为记忆还是经验，个体生活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都在不断走高，而相对来说，宗族、家族甚至家庭的存在感则日渐走低。在城市生活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队伍”和“一个人的战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城市生活还紧密关联着乡村，两者间具有一种脐带性关系，而充任“脐带”的往往是家庭和家庭的拓展，那么当前的城市生活则意味着“只有归程，再无来处”，家庭的重要性被不断消解。江苏作家对此有着高度的触感和知觉，诉诸笔端的家庭故事往往深入腠理。
鲁敏在小说《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家庭——女儿与商业伙伴合租、离婚的父亲住在紫金山下的别墅、母亲生活在市中心的小区、一度亲近的奶奶躺在市里医院的康复科。当女儿米米选择自杀时，这些血亲无人能够说出哪怕一个接近于真实情况的理由。已经被城市生活犁过一遍或几遍的血缘再也无法承担亲密关系，这些幸存者反倒更加急迫地要抓住任何一个并不十分靠得住的理由，以填补自己无计可施、无言可对的愧疚与空虚。室友、生意伙伴、性伴侣之类的关系，占据了城市生活者的绝大部分时间。鲁敏尖锐地写道：虽然米米与室友初音合伙“建了三十多个群”，“分头料理，在各个群搞气氛，给大家集赞投票打卡做运动做经验分享，再慢慢带货”，可谓戮力同心，但令人弄不清楚的是，“初音对米米之死，是极度伤心还是极度不伤心”，因为这两者的表现一模一样。无论在血亲还是非血亲之间，不可见而又坚硬的边界已经建立，这种边界感极大地压抑和重塑了人的感情表达，深度的情感共鸣被排斥在外，以至于亲生母亲对米米的死，也是“偏就是哭不出来”。在鲁敏笔下，唯一热情关注米米死因的是一个靠写自媒体文章为生的记者（也即是文中的“我”），因为“我”急需这个自杀素材写出文章以追求“稳赚不赔”。米米与“我”虽然阴阳两隔、牝牡有别，却几乎是同一个人的两面，面对职场压力，“我”抱着“这次再干不好，我他妈就去死”的决心去追寻线索，也不过是一个未死的米米；米米在城市里独自挣扎谋生，也不过是个死掉了的“我”。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镜映与照亮，却仍难以逾越彼此间的已成边界，更无法形成具有深度的共鸣，所谓“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意即这是一个被边界所限，既无法令人亲临现场，也无法让人归因叙述的故事。在这强烈的边界感之下，人与人又发展出各种传统观念所不能涵育的新型链接。同质的人生与坚硬的边界，有可能成为城市文学的主要内容。对这一现实的深切表达，显然是当代江苏作家深耕所在。
挤压感的形影相随是城市文学的第二大特征。城市不仅破坏原初关系，也整合和重塑人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既要高强度协作，又必须保持间距与行距，高密度的人口与高效率的日常使城市人都穿上了需索无度的刺甲，老板嘴上的工作量、打工人眼中的工资单、所有人心下的碎碎念……都转换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KPI，人们彼此贴面飞行，所思所感却如与狼共舞。人与人之间不光有难以打破的边界，更有互相施与的巨大压力，彼此间就变成了“无法白首、难以相知、只能按剑”的关系。哪怕身处边缘，勿需与他人密切链接，这种“且行且珍惜，随时随分离”的关系也仍锚定于人的内心深处，使当代的人际关联呈现出别样的景观，江苏作家对此有着深切的体验与书写。不仅如此，江苏作家还进一步下沉，笔力从都市渗入县城，在县域书写中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在曹寇的小说《母亲》中，分手十年的女友之母骤然来访，在尴尬莫名的气氛中掠过主人公的生活。无论是在功败垂成的准岳母和准女婿之间，还是在家庭全须全羽的真岳母和真女婿之间，紧张关系都如出一辙。而小说结尾，主人公辗转缠绵而又蝇营狗苟了一整个中篇的问题——当年前女友为什么决然和自己分手——终于被发射出来，却被前女友之母一语断然击落：“因为她不爱你啊”。于是，无所不在的挤压感和断崖式的空虚感在小说中一体两面，爆炸式地喷薄而出。作为一种更为庞大的城市空间，“县城”很少成为欲望对象，却又凝固着最丰富的“中国城市感”，“人间县城”中的诸种不堪与滑稽目前在文学中尚未得到充分开掘，尤其值得期待。而江苏作家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却已经初见模样，其先行意识不可谓不精到。
“县城”早已堪任当代故事的主要容器，更是诸种文学要素的重要反应釜。在江苏作家笔下的县城故事里，人间之上更有猛兽逡巡。黄孝阳的长篇小说《人间值得》创造了一个名为“张三”之物，一人兼容官家子弟、水泥商人、思想者和作家，更是“县城—省城”食物链的顶级捕食者，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类人“不是乡村秩序下的蛋，也不是都市文明的孩子……他们人至中年，现已多半在事实上成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各生态系统内的话事人，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亦是各种潜规则与隐秘秩序的制定者，谙熟不同的话语体系，自如切换，能在一个时辰内分别扮演畜类与人类。”张三们的肉身在“县城—省城”里横行无忌，如猛兽一样掠食却也如所有的顶级掠食者一样无法避免富集效应，小说里张三的猎物之死和张三本人之死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掠夺和反噬表里一体，挤压和承压合二为一的书写，构成了县城文学的主要内容，更有希望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内容。江苏作家的尝试和努力，于新的文学可能性的开掘贡献尤巨。
成年感的强制塑形是城市文学的第三大特征。城市形塑人一如乡土形塑人，而城市形塑的普遍特征大概可以用“成年”二字来概括。正如那句颇为流行的“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以及万能句式“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你应该……”基于“利弊”和“应该”的强迫性形塑，在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学中无所不在。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宣称：“童年”只是印刷文化催生出来的社会学概念，而这一被呵护被珍视的概念将随着电视的出现而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就奠基于对无邪孩提的想象，或者说这一被判定为成人世界之外的物事其实一直支撑着成年人的世界，鲁迅“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大概可算是这种文学想象与实践第一推动力。而被斯诺看成是“鲁迅的法国版本”的伏尔泰则早有哲理小说《天真汉》，借野蛮人之口揶揄“文明的”城市人——“你们之间要防这个，防那个，可见你们都不是好人。”
而在当前的江苏文学创作中，“乡土—城市”“野蛮—文明”式的激烈对冲已然过去，文学的城市之“变”正体现为这一起源叙事的退场、城市主导性的建立以及人物成熟感的提升。富于乡村意味的意象逐渐退行为某种话语遗迹，只在叙事的边角处遮遮掩掩地存在，朱婧的《譬若檐滴》收录2018年以来创作的13个故事，所写皆是“那些藏匿在都市标准化生活里的细小人事，那些无法被命名和归置的情感和困顿”，其中《那只狗它要去安徽》中的人物仿佛生下来已是完熟状态，“多数过着相似的、有界限的生活”，在城市里“读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也没有远离……读完大学之后……回到家附近，开了这家公司”，激烈的时空转移不复出现，文学角色则被牢固锚定于城市之中。而当城市变成唯一舞台，审视与控制、压抑与反抗又只发生在成年人之间，“分对错”的小孩子们在城市文学里已变得难有空间。
如果说以“城——乡”关系为主要议题的文学是具有某种先遣性的城市文学，在局部意义上解释了城市文学的意蕴，那么以城市为唯一重要空间的文学正在日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显然，在这一领域江苏作家已着先鞭。城市对人的定义正在呈现多种可能，这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江苏文学城市书写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