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新世纪江苏作家的小说创作，其整体风貌和创作特色可大致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写作题材的丰富及多元化。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新世纪江苏小说显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显示了对现实的热情介入和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跟踪和回应。其中，周梅森的《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张宜春的《叹斜阳》、王向明的《大浪淘沙》均是聚焦官场生态的佳作。这类小说对文学表现政治或介入政治的方式有了新的思考，因此已逐渐走向成熟。格非的《春尽江南》、黄梵的《第十一诫》、陆渭南的《纸媒无故事》等则可归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大类之中，或是展现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社会的精神困境，或是揭露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期中的生存境遇问题，最终是想探讨包含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们面对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时该往何处走的终极命题。丁捷的作品关注现实、追踪时代变革，《亢奋》以文化体制改革为背景，《撕裂》更是在《亢奋》的基础之上继续深入挖掘文化圈的种种败落现象，显示了对社会现实的可贵介入。
新世纪以来江苏文坛涌现了一批探讨学校教育和青少年问题的小说，有发人省醒的社会意义。毕飞宇的《大雨如注》成功塑造了一个事事以孩子成才为首要目标的典型式家庭。通过这篇小说，毕飞宇指出了当下教育对儿童的“异化”，展现出了现代教育观念与儿童个体发展之间的矛盾。荆歌的《毕业生》书写的是包括“我”在内的各科老师对问题学生门闯的关心和苦口婆心的教育，但是小说的结尾却是十分令人痛心，充满了无奈和隐痛。鲁敏的《小流放》聚焦当前教育中“陪读式”家长的生存困境。小说将应试教育的配角陪读家长放在了舞台中央，由此再现应试教育对于家庭的负面影响。此外，黄蓓佳的《宠物满房》、余一鸣的《东海岸线》、刘剑波的《悬挂的石头》等作品，也都聚焦当下学校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方方面面，显示出了新世纪江苏作家对教育问题的集体关切。
新世纪2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迅猛而深刻的。江苏作家从宏观或微观层面观察和叙述底层、乡土、都市等领域，形成了可喜的创作实绩，包括鲁敏的《六人晚餐》、黄梵的《等待青春消失》、孙频的《乩身》等；将目光放在乡土，描绘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的，则有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叶弥的《向一棵桃树致敬》、汤成难的《失语者》等；还有一部分小说，如毕飞宇的《睡觉》、戴来的《看我，在看我》、杨莎妮的《七月的凤仙花》专注于表现都市生活中茫然失措的小人物，揭示出他们的生存困境或心理问题。面对新世纪以来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江苏作家创作出了诸多鲜活的文本。朱辉的《七层宝塔》通过书写唐老爹和阿虎在进城后的一系列冲突和宝塔的拆除事件，探讨了乡村文明往何处去这一问题；魏微的《异乡》则通过进城女性许子慧在返乡后的一系列遭遇，意在揭示出在城市化进程中“重回故乡”已经成为一种充满难度的文化难题；余一鸣的《放下》直击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充分表现了人在经济发展与欲望膨胀中“放下”自身的基本底线，却又被生态环境反噬其身的后果。还有不少作家关注边缘群体的生存现状，如毕飞宇的《推拿》、鲁敏的《思无邪》、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等，均展现出了积极介入现实生活，努力反映当下问题，并以小说书写时代生活的创作精神。
历史小说的取材覆盖了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等不同历史阶段。古代史题材中高仲泰的《夫差王朝》将目光放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这一历史事件，姚风明的《淮商传奇》则是在清朝初年的历史背景下，凌君洋创作的《天下》对《三国演义》的人物进行了重新塑造。这样的写作实践显示了作家从历史中来、又超越既有历史叙事的可贵史观。此外，陆永基的《重臣》、周德彬的《侯门虎将：周处传奇》、王资鑫的《大清盐商》等都可称作是该题材中的精品。在书写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近现代历史时，叶兆言的《刻骨铭心》以1926-1949年的南京城为背景，着重展示这一时期诸多南京人的命运遭际，表达作者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想象；张新科的《远东来信》描述了二战期间三万名犹太难民逃亡中国得到救助的真实故事，集中展现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房伟的《猎舌师》，讲述了一个厨师以厨道来复仇的抗战故事。此外，徐风的《国壶》、吴翼民的《风雨浴德池》、刘志庆的《血战塘马》也都是较为精良的作品。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作为背景的小说也在新世纪的江苏文坛大量涌现，并展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这类作品常常书写个体史与大时代的复杂纠葛，折射出时代的复杂纵深和历史变迁。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毕飞宇的《平原》及“三玉”系列、苏童的《河岸》《黄雀记》、韩东的《扎根》、叶弥的《风流图卷》等。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江苏作家常常将历史与现实进行交融，历史洪流与当下现实常常一起进入作家笔端，从而达到以今溯古、古今互见。黄蓓佳的《家人们》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贯穿至当下，讲述了政治文化造就的婚姻对罗家园、杨云及其后代无法抹去的影响与时代伤痕。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通过描绘陶羊子、彭行、柳倩倩、侯小君等四代具有师承关系的围棋手在时代中的浮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除了生存，我们靠什么与世界紧密相连。
在创作中凸显地域文化，展现江苏各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是新世纪江苏小说的第二个重要特点。例如张苏宁的《枕河人家》是以潘家对于大盂鼎、大克鼎和《枕河图》的收藏、保护、捐献为主线，同时，也贯穿了大量关于苏州的绘画、音乐、民风、习俗、医药等的描写，小说展示了作者对于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想象和地方再造；还有在《天漏邑》中，赵本夫将苏北文化与天漏村的风俗习惯融合在一起进行叙述，既有乌托邦的文化隐喻，又有对地方文明历史变迁的纵情讴歌。
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的第三个特点，主要体现在文体意识的自觉和叙事技艺的创新。新世纪以来，随着苏童的《河岸》、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叶兆言的《刻骨铭心》等作品的相继问世，我们看到先锋文学的新一轮启航。例如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篇充分追求小说的不确定性的作品，这部小说很好地融合了形式上的荒诞和内容上的现实指向，可以堪称范小青写作生涯中的一篇上乘之作。储福金的《念头》在他的写作中同样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进入新世纪之后，江苏文坛也逐渐涌现出了一批以魏微、黄孝阳、曹寇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具有先锋气质的作家，他们在小说创作中展现出了自觉的文体意识和较强的叙事创新能力。黄孝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众生·设计师》《众生·迷宫》等作品不断探索小说结构的新形态，具有很强的先锋色彩和思辨意蕴。此外，曹寇也可以称得上是江苏文坛中的一个“异数”，他的写作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不断反叛窠臼、寻找新途并建构新的叙事规则的过程。
总体来看，新世纪江苏小说在江苏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在主题内容、叙事形态和价值关怀等方面，均彰显了强劲的活力和鲜明的纵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作为中国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新世纪小说既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时代性，也有超越地方和具体时代更为恒久的内在品质。新世纪江苏小说以其质量上乘、影响广泛而成为了各种文学评奖和文学史叙述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从文学的读者市场和“走出去”情况来看，毕飞宇、苏童、叶兆言、徐则臣、鲁敏等江苏名家拥有相当可观的读者市场，他们的作品也被广泛翻译成多种语言，频频获得各种国际奖项。在他们的引领下，新世纪文学苏军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坛具有创造力和辨识度的作家群体，并广泛参与文学的跨国互动与传播。当然，面对更为强势的影视文化和流行文化，面对蔚然崛起的网络文学，并不占有太多优势的小说如何参与对大时代的总体言说，如何叙述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深思和洞见，如何创造出具有经典气质和存史意义的文本，成为江苏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何尝不是中国小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2年2月25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