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史的现象或“事件”大多发生在北京。但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开展，作家、批评家主体意识的确立、祛中心化的努力以及全国各地文学团体、文学刊物或文学同仁对文学现状、未来的判断和期许，不同的看法以及诉诸实践的行为，在不同区域逐渐形成了诸多大大小小的文学现象或“事件”，并且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因此，当代文学打破了“中心”和“地方”的界限，平等的对话和彰显个性逐渐成为自觉。这是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最值得珍惜的经验之一。文学史的本体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或“事件”是某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集中体现或思潮的背景，但不是文学史主体。比如近年出版的鲍鹏山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人的心灵》，从《诗经》讲到《红楼梦》，共有52个作家、作品、流派群体，基本是作品，并断言这是“中国人的心灵史”。他的这一断语是否准确，是否被文学史界接受是另外的问题，但他讲的是文学史的“本体”，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只讲了文学现象或“事件”，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可能还是不甚了了。这就是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事件”的关系。但是，文学现象、“事件”既然对文学创作有影响，那么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江苏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活跃、最有创造力、最有生气的区域，不仅在文学创作实践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同时他们在文学创作、文学组织和文学批评活动中有意无意构成的文学现象或“事件”，也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初期，江苏作家方之的《内奸》，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等，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阵容。改革开放初期，江苏作家集中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构成当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江苏现象”。
1980年第10期起，《北京文艺》改名为《北京文学》。这一期的《北京文学》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受戒》一出，文坛震动。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让文学界耳目一新。上世纪80年代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等小说。《受戒》本应是写佛门故事的，但小说中的佛门显然已经世俗化，佛门的戒律清规荡然无存，即使是在做法事放焰口时，和尚们也一如游戏，年轻和尚甚至大出风头。因此，在庵赵庄，和尚与俗人并没什么不同，它极类似一个职业，如同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一样，明子的家乡就出和尚。出和尚也成了一种乡风。小说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表达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重要的是，他传达出了东方日常生活的情调，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白描的笔致和简约的语言，也教科书般地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是，通过《受戒》，当代小说接续了“京派小说”特别是沈从文的传统，现代文学的遗风流韵在当代有了回响。由于当时文学界对《受戒》评价的犹豫不决，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有授予《受戒》。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了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大淖记事》当然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带有明确的汪氏风格。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淖记事》在艺术性上不如《受戒》更浑然天成。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大淖记事》，可以看作是对《受戒》和汪氏风格的追认。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中国文坛，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以一己之力构成了这一文学现象，堪称奇迹。
另一方面，江苏的文学刊物也一直在引领文学风潮。比如《钟山》倡导的“新写实”，就是一个影响全国的“文学事件”，这个事件已经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考察，那时的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在1987年应该是尾声。这时，中国作家要探寻自己的文学道路，不能总跟着西方先锋派写，跟着西方先锋小说写，写来写去永远第二。但是如何能够写出——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但不一定准确——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就要寻找新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新写实”就是那个时候找到的路径，并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池莉、刘震云、刘恒等的“新写实”作品应运而生，是我们四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文学成就的一部分，关于“新写实”的讨论，也是重要的文学事件。当然，任何一种文学都是话语实践，因此，细究这些小说本文，我们不难发现，叙事的情感依然是“撒向人间都是怨”，艰窘的生存环境与大众媒体中的乐观估计相去甚远，但普通人的实际生存是否都如“新写实”的叙事那样，大概也未必。那么，这代作家的目光完全集聚于平民生存的“原生状态”上，本身就寓意了他们对生活的批判取向。“新写实”直通人的“现实”存在，没有幻想和期待，生活就是生存，人的精神层面所有的光环都已褪去，作家的人间情怀全部化入真实的呈现之中。但这些让人尴尬得手足无措的生活景观，确实给人带来了阅读的快感，而这一快感只能理解为一种“无奈的微笑”，那里隐含的还是作家的忧患感和批判精神。池莉曾在《写作的意义》中说：“人类不能没有憧憬和梦幻，不能从生下来就直奔死亡”。批评家陈晓明也认为，为了摆脱文化真正的失败地位，文化（文学）的神圣性会被再度唤起（否则人们在文化上将没有立足之地）。而“新写实”在艺术上的光彩和情绪上的黯淡，恰恰表明了他们以艺术自我救赎的努力，黯淡的生活本身难以激活理想的冲动，这就是他们民间情怀中的忧患成分，尽管它们是那样的微弱和难以体察。
2010年，《钟山》发起了“评30年最好长篇小说”活动。杂志邀约12位知名评论家，从纯粹的文学标准出发，投票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10部作品并简述理由。结果在《钟山》杂志第二期出炉，根据得票情况前11部（因最后4部得票相同）作品为：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张承志的《心灵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贾平凹的《废都》和《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李洱的《花腔》。《钟山》执行主编贾梦玮介绍，12名评论家一共提名了30多位作家的53部长篇小说，在专家评选外，《钟山》还与新浪网联合推出了读者调查，在评论家提名的作品范围内邀请网友投票选出最好的中国长篇小说。从网上评论来看，有的网友对作品限定在专家推选出来的名单上表示了不满，有的则列出名单之外的一些作品。有趣的是，在专家榜中以一票之差而未能进入十强的《平凡的世界》获得最多网友的选择，高居榜首，比第二名《白鹿原》多300多票。余华则取代贾平凹，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成为网友票选榜前十名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白鹿原》《尘埃落定》《废都》《长恨歌》《花腔》《许三观卖血记》在两个榜单中都得票较高居于十强之内。评过长篇小说之后，《钟山》杂志还刊出了30年（1979-2009）十大诗人的评选结果。贾梦玮介绍说，在评选时，唯一的标准是文学，其他因素皆不在考虑范围内。除了获得全票的北岛外，其他入选诗人依次是：西川、于坚、翟永明、昌耀、海子、欧阳江河、杨炼、王小妮、多多。这个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众多媒体纷纷报道，也有评论家认为：“长篇小说三十年盘点，有喜有忧。”一时议论沸沸扬扬。这个活动也构成了当时不大不小的“文学事件”。
2016年，江苏作协推出了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毕飞宇、鲁敏、叶弥10位作家为“文学苏军”领军者。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之一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16卷560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陆文夫、陈白尘、胡石言、高晓声等有突出文学成就和影响的16位江苏作家的研究资料，真可谓蔚为大观。同时，《江苏新文学史》正在编撰中，我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评审，深感这是一部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地方文学史，也是一部经过精心准备、精心设计的鸿篇巨制。项目主编以及参与编写的核心专家，都是国内知名的文学史家和本专业着名学者、批评家。作者队伍决定了项目的可信任性。现在看来，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尤为可贵：一是将项目命名为“新文学史”，非常有专业感。多年来，关于百年文学史的命名、分期等，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将百年江苏文学史命名为新文学史，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第二，将江苏新文学史从晚清写起，显示了设计者的历史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已经在学界形成共识，新文学史从古代与现代交替之际写起，历史的必然性和连续性一目了然。第三，厚古不薄今，将电影、网络文学纳入文学史，显示了编写者的胸怀和眼光，使这部地方性的文学史更丰富。相信这部巨大的文学史着作，对于总结江苏百年文学经验，丰富江苏文化的当代性，都会有重大积极的意义，也将为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构建提供重要价值的参照。仅这两项工作，江苏文学队伍的强大，创作成就的丰厚，可见一斑。
2017年2月24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主办的2017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这是第一次由文学评论刊物推出的年度文学排行榜。无论是评委的选择，还是最后评出的结果，都有鲜明的学院风格，这也是这一文学排行榜与其他文学机构排行榜的最大区别。《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经过初评、终评两个阶段，初评阶段提名评委由中青年批评家和一流文学期刊主编组成，有近百家期刊和出版社的作品被提名。根据提名票数，最终入围终评的有长篇小说10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各20篇（首）。终评评委由15位全国知名批评家、学者、权威评论刊物主编组成，根据初评阶段提交的入围名单，经过讨论、投票，最终形成年度文学排行榜名单。这个排行榜迄今已经举办了四届，在业内有良好的反响。无论是《钟山》还是《扬子江文学评论》，举办一个时期的优秀作品评选，或举办年度文学排行榜，都是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地域的文学活动影响全国的一种文学行为。当然，这些活动都明确表达了举办者的文学观和价值观。
这些由江苏文学界“创造”的现象或“事件”都是当下中国的文学现象或“事件”，当下的现象或事件都具有不确定性，具有实验性、试错性，因此需要时间的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学史研究的视野里，江苏文学界的这些文学创作和组织行为，充满了探索性，这种探索性就是责任和担当，助力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向着更健康、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江苏文学最可宝贵的品格。
来源：《文艺报》2022年6月27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