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秋华|里下河文学：水做的文章

　　里下河并不是一条河流的名字，而是纵横于广袤的苏中平原上的四条水系所圈定的一块区域。这里的人们分属着不同的城市，但却操着一口类似的方言，不同于吴侬软语的婉转，直直的调子有如水中砂石般的坚硬。这里的人们靠水为生，他们生活在水边，长养在水边。于他们而言，水既是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也是隔绝自己的天然帷帐。一条条纠缠交错粗粗细细的河流像是大地的血脉缓缓流淌在这片土地，也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身上。这里人的命运始终是和水联系在一起的。

　　汪曾祺是最早把这片水域带入文学视野的作家。他以风俗为笔描绘了一个大水茫茫，芦苇苍苍的里下河平原世界。在他的影响之下，里下河的水边走出了一批作家，尽管他们的写作风格各异，曹文轩的温暖悲悯，毕飞宇的黑色幽默，刘仁前的淡然悠远，庞余亮的现实冷峻，顾坚的朴实坚韧……但是，透过文字，我们总是能感受到那股湿湿凉凉的水汽流淌在“油麻地”、“王家庄”、“香河村”……不论这些作家们是在乡还是离乡，故乡的水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肉，融入了他们的生命，成为一抹永恒的印记。水文化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独特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底色。

　　水之文化

　　水作为一种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道德经》中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里下河地区地属长江中下游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一部分，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水田交接，湖荡相连，水网稠密，被誉为“水乡泽国”。这里的水不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般激越壮烈，也没有“滚滚长江东逝水”般的磅礴汹涌。更多时候，它是安静的，舒缓的，正如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写的那样：“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水与世无争，洒脱自然的姿态，浸润了里下河作家的精神气质，平淡闲适、人格清洁往往成为他们共同而自觉的艺术追求。正因为这片平原地势低洼，所以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旱灾水涝，苦难的磨练与坚守，让这里的人从随物赋形的水得到更深的哲学启示，遇圆则圆遇方则方，在圆融柔和的另一面也有着百折不挠的坚韧和坚硬。水作为一种生命的形态，早已化作恰如苏珊·朗格所说的“生命活动的投影”的形式，凝聚成气质情调，幻化为思想意境，弥漫于里下河作家的创作之中。

　　水之故事

　　水文化的浸染之下，各种水乡景致早已糅合在作家笔下所描绘的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灵魂背景里。对于里下河地区生活的人们来说，水不仅仅是风景，水更是生活。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河流划分和连接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这里的房屋大多依水而立，一代代的人傍水而生。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延续着亘古不变的习俗，说媒、望亲、订婚、迎娶、闹洞房、还碗……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组成了里下河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部。里下河作家凭借着文学虚构和想象的方式，将水这一古老的意象和人自身的命运感觉，生活体验凝聚在一起。近乎执拗地书写着这片流域独有的风景、习俗以及人事。

　　生活就如同这里的水，波澜不兴，面对历史的更替和岁月的无常，唯一不变的大概是里下河人稳定的生存状态。这里保留着对于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最为原始的崇拜与信奉。家庭仍然是共同劳动的经济单位。传统家庭伦理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姑慈妇顺”、“守望相助”等等依然在里下河地区得到很好的奉行。乡土是一个以血缘和土地为纽带缔结而成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没有陌生人的熟悉社会里，一切都是以亲密情感为维系基础。再加上里下河地区四通八达的水网式地理特征，共同造就了里下河人独特的生活态度与文化性格。善良、淳朴，宽容以及隐忍，成为他们普遍的生存态度。他们以一种仁义豁达的姿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与灾难。“好好过日子，好好做农活”，成为里下河人最为质朴的生存意识。生命在此似乎是守常而与世隔绝的，里下河的人们遵循着内在的伦理秩序与道德法则，惯性般地一如既往的生活着。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幻，当被放置在“活着”这个命题之下，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和渺小。作家凭借自己对于这方水土的熟稔与钟情，构筑了一个个属于里下河地区的小故事，却含蕴着整个乡土中国的大归宿。

　　水之美学

　　里下河地区的生活有着和大自然同步调周期性的循环。对于水的依恋和崇仰原本就是农耕文化遗存下的审美形态。展现农村天然生活情趣的日常生活与民风民俗成为里下河作家审美观照的重点领域。

　　首先，水乡两岸的农业生产演绎为一种美学呈现。曹文轩、毕飞宇等作家小说中对于土地、耕作的描写极为细致；刘仁前、刘春龙的作品对于与“水”相关的系列劳动场景，生动形象，如在眼前。在里下河作家笔下的劳动不再是苦役，而是愉快的创造，他们经由劳动确认了自身的本质力量与存在价值。在这种精神的强大支撑下，使得主体抽离现实情境，进入审美状态，从而产生和体验了劳动风景所独具的“崇高感”。正是这种“崇高感”使得劳动去除了苦难、痛苦的色彩，而变为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一种追求，一场充满欢乐与幸福感的全民狂欢，并且彰显了一种对于壮美纯净身体的礼赞，以及对于身体中潜藏的无限渴望的正视，呈现纯净与昂扬的审美色彩，其中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古朴悠远的情感更是弥足珍贵。

　　其次，水的柔和与包容的品格使得这里的文学似乎不写那种过于暴力的题材，也不写过分的悲剧。里下河作家惯用悲悯豁达的姿态，淡化时代背景，关注古老的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裂变，去表现生活与历史夹缝中的个体命运。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多为小人物，没有“居庙堂之高”的焦灼，只有“处江湖之远”的淡然，和出自本能的对于生活的乐观。即使是遭遇沉重的苦难，甚或死亡，那也只是往平静的湖水投入一个小石块，水花四溅之后，慢慢在水面上氤氲开一圈一圈的水波纹，最终消失不见，生活还是要像流水一样归于平淡，继续向前。对于里下河人来说，生活是吃喝拉撒，生活是家长里短，生活是儿女情长。生活像是缓缓流淌的河流，看着满满当当，永恒不变，但是当你试着用手慢慢捧起时，却又细小琐碎到无法拾掇，从你的指缝里滑溜溜地漏个干净，抓也抓不住，留也留不下，空余一手湿湿的水汽与微微的凉意。正是因为水文化的影响，里下河作家笔下写得最出色的往往是那些如水般的女子。她们默默包容和承载着一切，炽热，刚烈。在平静的表面下，掩盖着时刻不停涌动着的暗流。她们往往比男子更加决绝与坚韧，例如《玉米》中的玉米、玉秀，《薄荷》中的刘琴、王丽萍。她们身上有着水滴石穿，刀斩不断的韧性。

　　最后，温润的水文化的浸染，使得里下河作家形成含藏式的写作风格。所谓含藏式的风格，用汪曾祺的话说就是“话到嘴边留半句，在一点就破的地方，偏偏不要去点。”在作品的“七寸三分”的地方，一定要“留”得住。这种含蓄不直露，有节制的美学风格多少和莱辛的美学思想有些契合。不铺展，不宣泄，停留在情感崩塌的前一刻，留有余地，从而形成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当然，这种含藏式风格的形成也和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关注视角分不开。这些从里下河的水边走出去的作家，他们永远自称自己是个乡下人，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永远留在了这方水土，因而决定了他们在打量和观照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时，绝不是俯瞰式精英式的批判，而是感同身受如父如兄般的悲悯。作家和他脚下的那块土地的联系，已经化为血脉交织在他们的文字里。忧郁并不悲伤，淡然却不懈怠的水的精神对于里下河文学流派来讲，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发展。水使得这里的文字笼罩了一层淡淡诗意和湿意。

　　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强大进程中，现实中的乡土不断沦陷和蚕食。记忆中的乡村情感也在逐渐模糊和褪色。同样，水文化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代际传承中发生了细微的转折和变化，不过，这似乎是另外一个值得去关注和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