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一种文学样态的地理考察

　　里下河：一种文学样态的地理考察 

　　孙小宁 

　　文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习惯这样说。但这是否同样意味着，一方水土就孕育着同一种文学样态呢？如果我们把文学与地理放在一起研究，会发现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尤其在这个日益开放、流动型的社会，许多过去的可能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首先，那种靠地理封闭、共同的人文因素、作家的共同主张而凝成的写作流派，放到今天的任何一个地方谈论都似乎留有破绽。其二，因为运用共同的故乡资源写作，就将每部作品都归为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写作，这在今天也显得草率。所以，与其先做结论，不如重新调整目光打量，同一个地方孕育产生的作家，在选择离开或者留守之后，他们的写作与其写作资源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关系？ 

　　促使我思考这一些问题的契机，是前不久参加了由文艺报社、江苏省作家协会与泰州市文联一起在泰州举办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开会的地点在一座风景如画的农业园区，据说那曾经是作家胡石言写《秋雪湖之恋》的故事发生地。胡石言更着名的小说是《柳堡的故事》，而柳堡这个称谓，带有典型的里下河地理特征。 

　　从这里开始认识“里下河”，以及里下河文学，当地研究人员为我们梳理了里下河文学的历史，一个呈水网一样密布的作家群落因此显现，也让我们得以知道，那陆续蜚声文坛的汪曾祺、毕飞宇、鲁敏、罗望子、庞余亮、朱辉、王大进等大批作家,都是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还有一批作家，依旧留在故乡，构成里下河“地方写作”的重要一翼，比如小说家刘仁前。谈论这些作家作品，当地人喜欢聚焦于他们共同的人文意蕴与风俗人情，而评论家则关注其异质的部分。仅这种分野就很有意思，恰好可以做全球化特征下，一种地方性文学样态的多样性考察。 

　　“里下河”——来自当地的定义，是江苏苏中地区里河与下河之间区域空间的简称，而所谓的里下河地区，是一个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其地理范围西接里运河，东牵串场河，北靠苏北灌溉总渠，南达老通扬运河。里下河虽属平原，但在地貌上，又处在与江苏省长江、淮河之间最低洼的地区。其行政区涵盖扬州、泰州、盐城、兴化、南通等地。作为着名的鱼米之乡，这里自古就人文荟萃，出过刘熙载这样的文论家，也出过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等艺术家，明清时代的两部重要小说《水浒传》与《西游记》的生成，都和这片土地有关，生长于斯的作家遥远的包括施耐庵，当代有汪曾祺、胡石言、黄蓓佳、曹文轩、夏坚勇、唐晓渡、费振钟、王干、汪政、刘仁前、朱辉、毕飞宇、罗望子、顾坚、小海、庞余亮、鲁敏、沈浩波、鲁羊、朱文……他们分布于当代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各个领域，也流散在当今中国的大江南北。 

　　不管他们现居哪里，当地人喜欢将他们各自的作品与这片水土放在一起考察，有人会教你辨识，《水浒传》与《西游记》的语言中，有里下河兴化地区方言的成分。汪曾祺的《沙家浜》地理背景或许不是常熟的沙家浜，而是他的家乡高邮湖。甚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并非我们读到并以为的北方荷塘，而是有里下河的荷塘气息…… 

　　虽然能看出如此多的“共同”，但是将里下河作家群归为一个流派，依旧会让部分研究者觉得棘手：因为里下河固然以水乡平原着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作家都风格阴柔，夏坚勇的散文就很刚勇，而鲁羊、朱文的写作，已经看不出里下河的胎记…… 

　　同样是故乡题材，高邮籍的作家汪曾祺笔下万千，他的作品不仅涉及故乡，也有对西南联大岁月的书写，有对北京生活的描摹。就是最具里下河地域特征的《大淖记事》、《受戒》等，依旧是他几十年未回家乡的情境下写成的。有人因此有一问：如果他没有离开，还会写成这样的风貌吗？ 

　　毕飞宇出生于兴化，如今居住于南京。作为里下河地区当下公认的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着名的小说《平原》，有一个非常“里下河”特征的书名，但他在一篇《〈平原〉的题外话》中，直陈自己并不希望这部作品被看成乡土文学。“《平原》的第一稿是33万字，最后出版的时候是25万，这8万字有一部分是关于乡村风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时候，我不愿意《平原》呈现出‘乡土小说’的风貌，它过于‘优美’，有小资的恶俗，我果断地把它们删除了。”文尾他还说明，平原这个书名是程永新起的。不过，在他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他倒是非常有感觉地描摹了里下河的平原、麦地与水上行路。 

　　有离开的，也有留守的。里下河文学所构成的蔚为大观，其中一个现象曾被文学评论家何平今年的一篇调查文章提到：“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写作者，如王浩、葛玉莹、陈钟石、沈光宇、薛宏金、刘春龙、钱国怀、金倜、张学诗、李明官、戴中明、朱道平、王锐、王兰、顾维萍、王桦苍、周飞等。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作者群先后有32人出版文学书籍59种，有近百人在省级以上的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并有34人次获各类奖项。另据统计，尚有8部长篇小说和10本小说、散文、诗歌专集待出版。这样的一种文学态势，在全国县级市中非常少见。” 

　　文中言说的是兴化，但是费振钟确认，这是里下河普遍的文学现象。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着名的评论家，费振钟连续几年在家乡挂职，并且致力于完成他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乡镇观察系列”笔记。当研讨会上所提出的“里下河文学流派”被谨严的文学研究者质疑时，他这样回应：能不能成为流派，且放下，至少它是一种文学存在。里下河地区的写作，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还有地方文献整理、地方知识书写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地方性写作。在当今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性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费振钟说，我们正是通过书写，重构一种地方认同。而在这种地方认同中，产生发展出文学流派，我则乐观其成。 

　　流派的争论很难达成共识，还是先让我们通过不同面向，再次认识，这片特殊地理风貌所滋养出来的文学特质吧。 

　　话题1 

　　里下河式的书写 

　　何向阳（文学评论家） 

　　里下河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无如说是一个带有人文意蕴的文化地理概念。苏中地区的里河与下河之间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与我们通常概念中的平原不太一样，这个平原，是由水泽四围起来的水中泽国，河湖相连，水网密布，中间一个个的地理，一个个水土，以及水土养成的一个个的人，这些人，有的打鱼，有的赶鸭，有的说书，有的着文，他们相互瞩目，相互联系，他们的命运落在纸上，由后代人看了，又成就了一方人文的水土。 

　　我从小说出发，提出来“里下河式的文学书写”的文学特征与美学意味，文学特征大约可以集中于三个方面，一，自觉求是的人文地理意识。我们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开篇就是对大淖这个地名的书写，淖，是大水的意思；而《受戒》一开始也是写地理，“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接着作者逐字分析这个地名的三个字，可以说是有一种地理的自觉，这是写家乡旧事的作品，当然写乡村的作品都有一个地缘水土的概念，但在汪老这里，有着这样自觉的地理意识，而且在个人的作品中不断强化这种地理意识的作家并不很多。仔细观察毕飞宇的小说，无论是《哺乳期的女人》还是《地球上的王家庄》，前者是一开始写地理，后者则是将一个小地理放在一个更大的地理中去写，当然例子还有不少，足见里下河的地理对于这些作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浸润着这方水土的作家的自觉人文考察的文学起点。 

　　这种讲究来源的写法，我以为是深受里下河自古以来的文化影响的，这种文化，包括日常生活方面的，更包括比如二王、比如刘熙载等人文文化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是自然呈现的汉语古典情结。他们的文字中都有一种文人气质，但是这种人文气质是不刻意为之的，是自然流露。比如无论汪曾祺还是毕飞宇，还是刘仁前，他们的书写没有欧式的长句，只要一写到家乡，就是短句，这些短句，看似平白，实则有着古意，比如，刘仁前《故里人物三记》中，有用语“弗时”，这样的时间表达，深得明清笔记体小说的精髓。他们作品中注重白描，注重戏文，以及俚俗用语，但在用俚语时并不一下子就张牙舞爪了，而是有着一种与放纵不同的民间的矜持。第三，是自在表达的人性命运关怀。他们书写中所表达的对于人的关心与关怀，是体察式的关怀，呈现出与北方叙事不同的特征。 

　　当然，从美学内涵上我们还可以谈论更多，比如这种书写中的细腻、从容、率真、任性，苏中作为南北文化的中间地带，的确有着与北方风骨与南方风情不同的风韵，从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不卑不亢与达观从容。 

　　话题2 

　　里下河文学地标 

　　费振钟（人文学者） 

　　■里运河：里运河是连接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最初在公元前五世纪开凿，当时叫邗沟。自汉以后，出于军事、经济或水利需要，历代均有整治，到1959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疏通拓宽，形成今日京杭大运河苏中段。拓宽后，在现在运河西边，还保留了一段古运河，作为历史见证。今天里运河，南从扬州邗江瓜洲古渡，北至淮安清江浦清江大闸，长170余公里。流经扬州、高邮、宝应、淮安，为通行苏中苏北河运干道。最接近里运河的是高邮，整个高邮城都躺在里运河河堤下面。汪曾祺先生是高邮人，他的代表作《大淖记事》里，女人们挑着担子，打着号子，从运河堤上走过，个个如风摆杨柳。 

　　■下河：下河为串场河俗称。串场河初为唐代修筑海堤时形成的复堆河，从宋代开始，沿新修扞海堤（世称范公堤）一线有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驹、刘庄、伍佑、新兴、庙湾等十三大盐场，因复堆河将这十三大盐场串联起来，所以称串场河。 

　　该河以东台海道口为界，分南北两段，由海安向北流经富安、安丰、梁垛至何垛场，为南串场河；由海道口向北流经丁溪、草堰、白驹、刘庄、伍佑、盐城至新兴、庙湾，为北串场河。今天串场河北起盐城阜宁县沿范公堤南下，经盐城、东台到南通海安县与老通扬运河相汇，全长170公里。草堰盐场，在明末清初，曾有一个诗人吴嘉纪，他的诗记述了里下河时代和历史的苦痛。兴化作家朱辉的长篇小说即以“白驹”为名。 

　　■里下河：里下河即里运河与串场河（下河）的合用和简称。里运河与串场河两河夹带，形成的地域空间，至少在唐代即已成形，而宋代串场河（下河）的命名，划定了里下河地区由西向东的区域位置。不过1949年以前，方志、笔记以及本地区相关水利文献，仅称这里为“下河地区”，直至1951年，连接淮河的苏北灌溉总渠修成，才正式确定了里下河地区的区域称谓。里下河的地理空间位置由四条河流切割而成，西为里运河，东为串场河，南为古凿运盐河（现名老通扬运河），北为新开苏北灌溉总渠。里下河地区涉及行政区有扬、淮、盐、通、泰，域内主要有高邮、宝应、兴化、姜埝（泰州）、建湖、盐都、海安、东台等市，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汪曾祺先生尽管是高邮人，但他乐于认自己的写作为“里下河文学”。 

　　■平原：里下河土地，为西来淮水冲积，与东海海滩伸长，无山陵之益，有泽国之利，土地平旷，水草丰盛。虽云平原，但也只是地形地貌差似，实与平原的地学概念大有区别。所谓“水乡”平原，水构成了这里的平面风格，而依赖于水的生产方式及生产物品，也都非一般平原所有。这里从前只种植水稻，农耕之外，就是渔狩，水上的收获为主要副业。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写的就是这个“平原”。 

　　■洼地：真正地学特点，或者确切的表述是：里下河洼地。与西边淮水比较，里下河低于淮水十数丈，与东边海平面比较，低于海平面二三米。每当淮水西来，里下河顿被没顶，而海潮倒灌时，则里下河又淹于盐卤。本地人形容里下河洼地地形，如同一只平放的巨大铁锅。 

　　■水浒：里下河地区有湖有荡有泊有港。它们有许多人文化的名字，射阳湖外，还有得胜湖、乌巾荡等，这些着名的湖荡承受了里下河的历史内容。但“水浒”也许最能体现这里的人文与地理历史特色。水浒，是湖泊中一块飞地。什么时候有这个叫法，难以确证，但里下河当年湖泊之一得胜湖，就有东水浒与西水浒，这块飞地建了村庄，叫东、西水浒村。《水浒传》的作者当年在兴化活动，“水浒”或许就这样成为一部长篇巨着的名字。 

　　■移民与村镇：里下河地区移民历史漫长，最大的移民据证为14世纪的“洪武赶散”。那次规模有多大，人口有多少，需专门研究，但在里下河地区，许多姓氏族群的族谱上，都有他们定居该地区的第一代人来自苏州阊门的记录。江南大姓大族的到来，形成了这里许多大村大镇，不仅成为里下河乡土社会的标志，也构成了里下河地区社会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成为里下河生活样式的生长基础。刘仁前和庞余亮的小说所写的“香河村”和“沙沟镇”，都可作代表。村镇是生长地方文学最好的温床。 

　　话题3 

　　故乡与写作 

　　里下河作家问卷 

　　庞余亮 

　　生于兴化李中，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着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小说集《为弟子请安》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等，现居靖江。 

　　问：你出生在里下河什么地方？ 

　　答：我出生的地方是里下河最低的兴化西北乡一个四面环水的村庄。 

　　问：你对里下河这块土地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答：印象最深的是水灾。大大小小的水灾。兴化西北乡是兴化水灾最严重的地方。有一个是我母亲在我耳朵边讲了一辈子的水灾（民国20年，即1931年）。另一个是我亲历的1991年的水灾。2004年，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秦大河先生给我们讲了一课，叫做“气象与政治”。课后，他邀请我们全班去参观国家气象台和国家卫星气象台。在国家卫星气象台，解说员说，1991年7月，气象卫星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县没有了。在地图上消失了。他们赶紧向国务院汇报。解说员还没有说出是“江苏兴化”之前，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一个县怎么没有了呢？那天晚上，我在鲁迅文学院的206号房间失眠了，我想起了1991年7月，无边无际的雨，汹涌的洪水……我的故乡兴化。 

　　问：里下河给您的写作带来的影响与滋养，主要是哪几个方面：人文、思想，还是地理、氛围，抑或伦理、亲情？ 

　　答：我以为里下河带给我的影响和滋养更多是人文与地理。在没有洪水之前，里下河的水是安静的。仿佛一个害羞的处女。洪水到了，处女就变成了泼妇。童年的我看到乡亲们在“安静的水”和“汹涌的水”之间反复置换，总让我觉得无力、虚妄、忧虑，像一个早衰症的孩子。里外不一的纠结令我想写下一些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看自己的作品，“安静的水”和“汹涌的水”几乎都在我文字的天花板上留下了印痕。虽然我离开了里下河，但里下河的印痕永不会消失。 

　　问：你的写作希望和里下河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和里下河的关系更像是我和母亲的关系。比如里下河和我呈现出的是“母子”关系。这，既有益处，亦有弊端。 

　　我现在渴望在以后的作品中，我和里下河的关系能够变成我和父亲的关系，有紧张的一面，亦有和解，还应该有不解。 

　　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离开了里下河？目前在哪个城市？ 

　　答：我在故乡生活，上学，然后在扬州上大学，又回故乡教学。再后来，由于写作的特长，被长江边的靖江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现在算来，离开里下河正好13年。 

　　这13年，让我在长江之边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眺望并认识里下河地区的故乡。 

　　问：你是在离开前还是离开后开始自己的写作？离开前和离开后写作，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答：我的创作时间是1986年。我离开里下河是2000年。离开前的写作几乎没有焦虑感，而现在的写作有了些许焦虑。我多么希望能够很快把这“焦虑”克服掉。 

　　问：从写作的角度，你希望日后的写作，更脱开里下河，还是更靠近里下河？ 

　　答：里下河，不仅是我的地理概念，应该是我写作的原点。这原点，起码要让我得到写作的快乐。 

　　问：你现在已经有了和故乡有关的作品了吗？还是你原本并不想始终围绕着里下河来写，而想写些别的题材？ 

　　答：在里下河的故乡，我写得最多的是诗歌，也有少量的小说。而到了靖江，我写得最多的是小说，我的朋友评价我在2000年之后的写作风格：“诗意少了，烟火气多了”——这句话是批评呢，还是表扬？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全是里下河的，今后还是。 

　　问：你觉得在写作上，你有没有身份认同上的困惑？ 

　　答：很感谢大家对里下河地区写作和写作里下河的作家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义举，温暖我们这些写作者的手心。但温暖不能代替写作者应有的自觉和清醒。比如已经走得很远的毕飞宇，他是我的榜样。他的那篇神品一级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里，里面的地名用的就是里下河地区很有名的“乌巾荡”，而读完之后，才觉得，乌巾荡是地球上的，王家庄是地球上的，里下河更是地球上的。我们都是一只从里下河出发的小舟，于波澜起伏中，以笔为橹……彼岸是什么？我不知道。 

　　刘仁前 

　　笔名瓜棚主人，泰州市文联主席。着有长篇小说《香河》、《浮城》，小说散文集《瓜棚漫笔》、《眷恋故土》、《楚水风物》等多部，长篇小说《香河》出版后反响热烈，被誉为“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里下河地方性写作代表人物之一。　

　　问：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一定是和里下河有关吗？ 

　　答：我的第一部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就是写里下河地域三个极普通、极常见的农民，他们分别是“祥大少”、“谭驼子”和“二侉子”。小说得到了陈建功先生的充分肯定，认为传统的白描手法未可轻弃也。也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的作品和汪曾祺先生联系在了一起。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始终坚持着自己“香河”文学地理的打造。读过长篇小说《香河》的读者一定知道，“香河”就是里下河大地上一条寻常的小河，我的笔触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条河的流域，我也一直在“经营”着这条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把自己浸泡在里下河的作家。我所叙述的故事，我所描写的场景，我所塑造的人物，我所营造的氛围，无不打上了里下河的印记。 

　　问：在当地写作，又与里下河有关，你觉得写作会不会有障碍？比如涉及某些难免让人对号入座的人与事。 

　　答：就通常情况而言，一般人会认为，在当地写作或多或少都会觉得有些障碍，正如你所说的，难免要涉及某些让人“对号入座”的人与事。然，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倒没有觉得在当地写作且又与里下河有关会有什么障碍。陈建功先生在点评我早期的小说《故里人物三记》时就曾说过，一看就知道，不是闭门杜撰的。事实也是如此。无论长篇小说《香河》、《浮城》，还是其他作品《谎媒》、《冤家》、《香河女》等，其中的人物都会有一些乡亲们的影子，有些故事在一定地域范围都还有一定知晓度。但是，我决不会照搬直移这些素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创作而对自己的乡亲们构成某种伤害。这牵涉到个人的创作理念问题。正如姜广平先生在评价《香河》和《浮城》时，用“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来界定作品的人物塑造，认为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悲悯笔意”。 

　　问：一部与故乡有关的作品出来，有了反响，你最享受的是哪部分？ 

　　答：我还是用实例来说吧，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河》面世，在故乡引起的反响可以用“热烈”来描述。不少我所熟悉的人（有的是朋友，有的就只是熟人）打电话给我，说读《香河》是要读两遍的，一遍用普通话读，第二遍用兴化话读。我写作《香河》的用意十分明了，我把它写在了书的扉页上：“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所以，家乡人能如此喜爱这部作品，我的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后来泰州电台将《香河》录制成了长篇方言连播小说，更是激起了家乡人的兴趣。又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是为了收听《香河》，小收音机都替我送出去好几个。我只能笑着表示感谢。这样一部作品，无疑也引起了方方面面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江苏省作协和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对他们为《香河》所做的这些，我当然也心怀感谢。但实在说来，我还是更看重家乡人的议论和看法，他们如此喜欢《香河》，愿意在茶余饭后谈论《香河》，甚至来一点善意的“对号入座”，我都很开心。正如汪政先生在“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一文中所说，“没到过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人可能对刘仁前还比较陌生，但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就会吃惊于他的写作对这里的人们、这里的读者的影响。刘仁前就在他们身边，他就在他们当中写作，更重要的是，刘仁前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乡里乡亲，看到了自己。” 

　　问：如果给你选择可以走可以留，你觉得留下还是离开更利于你的写作？ 

　　答：这个问题，对于我其实只能是个假想。走与留，剔除其他因素，就目前里下河作家群体里的作家而言，无疑走出去的作家成就明显要高于留下来的坚守本土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才能更好地回来，而留下必然会有某些局限，这无庸回避。我个人的写作经常采用一种回望的姿态，陈建功先生曾经说过我小说中有一种“远距离的观照”。这种回望或远距离的观照，实际上也是一种“走”，一种“离开”，让自己与笔下所叙写的一切进行一种“拉伸”，以求更好的考察、思考和把握。因而，就我个人看来，离开更有利于自己的写作。我本人目前处于一种“半离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