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年轻的石言

　　永远年轻的石言 

　　董保存 

　　石言成名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我咿哑学语的时候，就听母亲哼唱那首唱红了全中国的“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和石言相识，却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石言风尘仆仆地来京参加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侃侃而谈。我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得到的回答是：“《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的作者石言。”他的这两部短篇小说分别获1982年和1983年两次全国短篇小说奖。那天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此人创作力正旺盛，也健谈。我以为他五十来岁，殊不知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了。 

　　记得我和同学钱刚说，看石言的作品，怎么也看不出是六十岁的人写的。钱刚原来在南京军区工作，和石言多有接触，石言说，石言的心态永远是年轻的。在后来和石言的接触中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时他带了几个人搞《陈毅传》的写作。在北京买了辆自行车，经常骑车去采访，去查档案。有一阵子，他就住在我们社的书库里。由于本人也从事了一些传记文学的写作，共同的话题不少。特别是陈毅文学传记丛书的编辑任务交到我手里以后，接触就更多了。接触中他的潇洒和健谈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思想上交流也多了起来。 

　　石言是幸运的。他经历了战争的锻炼，（包括血与火的考验和战争环境中的文字训练）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共和国诞生了。不久，他写出了今天看来都有还很有意思的 《柳堡的故事》，一首 “九九艳阳天”更是唱遍了长江南北。 

　　后来他调到了南京军区，长期从事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当过军区的文艺科科长，当过前线歌剧团团长、话剧团团长、创作室主任。他写过剧本，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也写过“遵命”的诗歌。 

　　他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司令赴宴》《漆黑的羽毛》《江江的香格里拉》《秋雪湖之恋》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受到广泛好评。特别是《秋雪湖之恋》被认为是《柳堡的故事》的姐妹篇。被誉为“开放的现实主义之作”。　

　　紧接着他又组织领导了陈毅传记创作活动。他领导的这个传记组和别的传记组也有所不同，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两手准备”——出一本正传（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出一套文学传记，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陈毅的文学传记，是在我所供职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我接手陈毅文学传记的编辑工作后，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他和传记组的吴克斌、罗英才来北京采访、到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档案材料。为了节省经费，他们住在解放军出版社的半地下室招待所。那天，他约我过去谈一谈，晚上六点多钟，我赶到招待所，他还没有回来。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见他急匆匆地赶回来。他说：“很对不起，和陈毅元帅的一个亲戚核对一个事情，他又提供了另一个当事人，还说住处不远，我就立即赶去了，这北京可真够大，谈完往回赶，怎么也赶不回来了。” 

　　他异常兴奋地和我说起已核对清楚的事件，连声说，这就好了，不然我们也跟着以讹传讹。 

　　——这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是我所钦佩的。 

　　他说着从一个黑提包里拿出一个食品袋。我惊奇地发现，是一块面包和一根香肠还有一袋榨菜，我说，你还没有吃饭吧？他笑笑说：这不就是嘛！说着吃了一口面包。我说，就吃这东西行？他说营养够了，挺好，还节省时间。 

　　另一件事是他给别人改稿。 

　　陈毅元帅的文学传记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几个人分头写的。石言与人合作了两本。这两本就不必说了，有一本别的同志写的，送到我手上之前，石言对我说，作为传记组组长他要改一遍。稿子交到我案头的时候，我很惊讶，这哪里是修改呀，石言用他那工工整整的钢笔字重写了一遍。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一边改，一边抄，我又搞了一遍。 

　　我问：“这部书稿算是谁写的呢？” 

　　他说：“原稿是谁写的就是谁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很平静。 

　　见我有些诧异，他说：“这很正常。这么多年，在军区文化部我干的这种事多了。” 

　　人们常说编辑是“为人做嫁”。他不是编辑，他也是作家，而且还是个老作家。他的这种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在工作的交往中，我们慢慢成了朋友。他到北京来出差、开会。我们总要长谈。话题多是有关革命历史的传记文学、纪实文学。有时是他讲发现的新材料，有时是我说采访的新见闻；当然有时也谈时政，谈当红作家的作品。他不时有新鲜的见解和幽默的语言，令我们畅怀大笑。 

　　那个时候，我就常慨叹：他真是有一颗不老的心。石言是永远不会老的。 

　　有一次，他说起准备写长篇的一些设想。他很有几分自信。说到如何写好像陈毅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如何写党内斗争和军事斗争。自然，他也说到自己对农民不很熟悉的弱点，以及如何弥补这一弱点。说到自己应该不断“充电”。　

　　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我非常希望能看到中国的文学画廊里出现战争文学的黄钟大吕。而出现这样的作品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功力深厚的作者。——必须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深厚的生活积累，还必须有很强的当代意识，最好还要有战争经历——而这样的作者在全军来说寥若晨星。而石言从哪个意义上都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寄希望石言的小说早日完成。我相信通过永远年轻的石言一定会写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来的。 

　　199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军区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病了。出现语言障碍，走路也摇摇晃晃，初步诊断为脑基底腔隙性阻塞。听到这消息，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对朋友说：“这怎么可能呢？石言怎么可能出现语言障碍呢？”听总政文化部的有关同志说，他在病榻上还写了信来，对部队的创作，特别是对元帅传记的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希望，能够能过他们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作者的手，将历史的经验教训留下来，让后一代人少走弯路。 

　　他生病的消息惊动了军队文坛。很多人动员他来北京就诊。他在妻子的陪伴下来到了北京，我赶去看他，才知道他病得有多么厉害—— 

　　那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他半躺在床上，妻子余金芬正扶他起来吃药。见到我时，他口里呜噜呜噜地说话，但说什么，谁也听不出来。妻子把笔放到他手里。他吃力地写字。但字已写得不成形了……他的病情仍然在发展。余金芬老师还让我看了他前些时候写的一些只言片语。他有着十分强烈地战胜病魔的欲望。写下了到北京请什么人给看病，找哪些人，——写下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名字。 

　　我也帮助找了一些人咨询这种病，得到的回答大都是无能为力。我和别的朋友也曾试着找了一些偏方验方，效果也不很明显。 

　　在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妻子的陪伴下回南京去了。 

　　此后，从南京传来的信息，是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7年过去了，一次开会，见到南京军区宣传部的胡然副部长，说到要给石言出文集的事。没过多久又接到了原来陈毅传记组罗英才的电话，说是他们正和余金芬老师一起编辑石言的文集，问我们社能不能出版。我社领导明确表态：出版石言的文集，责无旁贷。 

　　书稿送到我案头以后，我对他的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那本个人经历与书信文论集，又让我读到了一个真实的石言。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操作，三卷本，洋洋百万字的《石言文集》出版了。我本来有机会把文集送到他的病床前，却突然没有了去见他的勇气——听人说他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听着别人的形容，我实在是不敢去了——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那个充满活力的石言，永远是那个有着朗朗笑声的石言。我真的不想在脑海里留下另一个石言。 

　　果然，听给他送书的同志回来后讲，还是不去的好。凡是熟悉他的人去看了后都会难受很久。海军的作家卢晓勃当时就哭出了声。 

　　另外的同志也在慨叹：现代医学怎么就这么无能为力？病魔怎么能把石言折磨成这个样子。 

　　同时，人们也在赞叹：石言是幸运的。他有妻子余金芬无微不至的关爱。 

　　自从石言生病后，余金芬就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护理他的“事业”中，以至于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说起石言的病房，医护人员都伸大拇指。用他们女儿的话说，护理爸爸，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老师徐怀中曾经说过那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丈夫患病昏迷了十多年。妻子天天在他床边唱他年轻时最爱听的一首歌。唱啊，唱啊，终于有一天丈夫醒了过来。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样的奇迹在石言和余金芬身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