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汪曾祺散文

　　浅谈汪曾祺散文 

　　周全 

　　最初接触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说《受戒》。题为“受戒”，其内容绝大与“受戒”无关，且结构散漫，创作体裁是小说而似散文，实属一篇“复杂”的作品。 

　　精读由陆建华主编的《汪曾祺文集·散文卷》（选读《文论集》、《小说集》部分经典之作）之后，更加发现，汪曾祺的创作，与他散文创作的结构风格、笔调韵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换言之，他的文论可称为“散文化文论”，小说则可称“散文化小说”，自然也包括他的扛鼎之作《大淖记事》。 

　　正是由于他的小说、文论等创作得益于散文，所以通过阅读他的散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其他体裁的创作特色。我想，这是互为裨益，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基点。 

　　1 

　　在这个“人心浮躁”的社会里，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带有着很强烈的功利性，追求一种很直面的刺激，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他们的人生是经过风浪的，经得起考验的。而汪曾祺并不这么认为，他是一个“安于微小”，“安于平常”的人，他的性格、气质，就决定了他的心态，那就是“平和”，所以，“平和”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 

　　这当然是一种境界，我们并不排除这种境界与他当时这个年龄阶段有关，不过，他的作品的那种“平和”的心态，却影响着读者，包括年轻的一代。我认为，这种“平和”的心态在今天来说有着两方面意义：“平和”心态可以消解人心中凌厉躁动的情绪；不过，人人都安于“平和”，那也就没有所谓的“突出”，“千篇一律”、“不思进取”的精神，同样也是要不得。 

　　熟知汪老的读者，就会知道，汪老这种“平和”心态，是前面一种意义的抉择，主要针对“伟大主席毛泽东”时代的，在那些“狂乱的年代”里面，人们都崇奉一切伟大的东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汪老只好选择甘于平凡，他在《泰山片石》留下这么几句对那个年代的他的心态的禅理性诠释，“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山，我即是我。”细细品味，你会觉得汪老很有佛性。 

　　2 

　　汪老之外的其他作家的散文集，没有任何一部是笔者认真地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大抵厌烦于他们文字的精雕细琢，词藻工于堆砌，让人产生一种虚荣浮华的感觉。相反，读汪老的作品，你会感到很亲切，很塌实，甚至觉得，汪老就坐在你对面，跟你轻轻交谈一般。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汪老的文字，是很平淡的。别人笔下很“神”的东西，到了他的笔下，一切都淡了，就像一汪清水，清澈见底。 

　　文字的平淡，便成为了他散文创作的另一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平淡，在他看来，其实是一种写实的笔调，他不喜欢用深奥的思维去塑造一个人物，也不喜欢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人们的生活，而是实实在在，用最贴近、最贴切的文笔，将他们平常般地收拢在自己的笔下，并且也没有刻意去淡化他们。“化”是一个过程，汪老认为他的作品虽然“淡”，可是没有“化”，毕竟，“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子儿女’”。（《七十书怀》） 

　　3 

　　王蒙在《中华读书报》指出：“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应该是世界的情人，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充满爱。”因此，他的新书《尴尬风流》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可是，却充满了他对世界的“善意的理解”。看到这段文字，我不由地想起了汪曾祺在《我的家乡》类似地这么说过“……生活是充满希望的。” 

　　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生活的赞歌者，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感情，充满了谢意，生活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有趣的乐事，这些乐事，就是他们身边琐碎的小事，他们勇于取别人之所弃，擅长描写生活的末端细节，展示生活原貌，倒过来把生活写得充满了爱意，充满了希望，给人以振奋。 

　　汪曾祺的散文集，正是由这样的一篇一篇描写生活的平常小事串连而成的。譬如《下水道和孩子》写孩子们跑到修下水道的地方玩耍时那种天真、活泼、好奇、愉快的情状，写出了孩子们成长的故事。《故乡的食物》列举了汪老家乡（高邮）的食物，并穿插了许多新鲜有趣的故事。所有的这些篇章，几乎每篇都是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不屑一顾”，却恰恰成为他散文的特色之一。 

　　4 

　　读过汪曾祺先生写的《岳阳楼记》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被他的才情、学问打动。人们只知道古代有个出名的范仲淹，写了一篇着名的《岳阳楼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又有谁知道，现当代有位不大出名的汪曾祺，写了一篇可与范仲淹媲美的《岳阳楼记》呢？请看看当代着名作家邓友梅先生是如何评价汪曾祺的，“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选自《漫忆汪曾祺》）与《岳阳楼记》的写作一样，有着厚重学问的还有他的《国子监》（堪称得上一部“野史”，是一宗正统历史以外的未见被载录的珍贵史料）、《严子陵钓台》（以学者的身份考究了严子陵本人和钓台的关系，看得出汪老的古文底子是很扎实，治学很严谨）。 

　　汪曾祺先生学问深，并且知识面广，是可以从他的散文中一一看得出来的…… 

　　他是一个书画家。他懂得书法，自幼习得一手好字，又深谙各家的书律，邓友梅先生称赞“曾祺书法出名，首先是他写得好……”（《再说汪曾祺》）。因为汪老的字写得好，所以每每他出游，就会有人问他要字，他也非常乐意施赠。说到画画，水彩、洋画、国画，汪老都有这么一手留着。他一生送出的字画，用他自己的话说“记不清了”。《遥寄爱荷华》记载他送给聂华苓的一个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惆怅近黄昏。’”《怀念德熙》中又云：“德熙不蓄字画。他家里挂着的只有一条齐白石的水印木刻梨花，和我给他画的墨菊横幅。”他还着有《中国马铃薯图谱》（毁于文革）、《口蘑图谱》等。 

　　汪老是一位民俗学家，《滇游新记》以游记的形式，写出了傣族人民在民俗节日——“泼水节”活跃的气氛。在《大等喊》里又写到了傣族人民的饮食起居。在《昆明年俗》里更加列举了昆明过春节的风俗习惯。他对于民俗的描写，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是很有意义的。 

　　汪老是一位生物学家。一首《葡萄月令》（模仿诗经《豳风·七月》的结构形式）可以看得出汪老是如何熟知葡萄的生长、管理过程的。《花》、《人间草木》、《紫薇》等许多篇章，都是围绕植物而展开的，很有新意，里面有些插入了古人经典的说法、有些直接述说自己的认知、有些添加了某些有趣的故事。他是很爱大自然的，这一点有点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曾说对一颗石子也怀有热爱之情）。 

　　汪老是一位饮食专家。他说他平时除了写作之外，另一个便是做菜。因此，他是能烧得几味好菜的“专家”。88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大陆，在他家做客，他亲自做了几道菜，聂华苓吃得很开心，“连煮干丝的汤也喝的光光的。”《萝卜》记载一位台湾女作家来京，要汪老做一顿饭，结果“她吃了赞不绝口”。他吃过得东西实在太多了，就像他送出去的字画，实在“记不清了”。《湘行二记》中的“吃擂茶”、《鳜鱼》、《故乡的野菜》、《四方食事》、《昆明食菌》等等都是记载饮食的。作者写饮食，其实寄予了他对年青人的厚望，“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口味不要太窄了，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 

　　汪老同时还是一位诗人。每至灵感来临，得大书特书。他平生写了多少诗作，没有统计，据在散文出现的，也不少，下面会做详细地整理，在这就勿赘了。 

　　5 

　　汪曾祺是一位博学的人才，有着多重的身份。读他的散文，就好比在读一本小百科全书，是很有一样的味道。然而，这与他的背景很有关联。他的一生，有三个“故乡”，一个是童年时代的江苏高邮，一个是青年求学时代的昆明，一个是他晚年工作、生活的北京，因此，不难发现，他的散文描叙的东西，总是离不开这个“三角关系”的影响。 

　　童年的故乡，尤使他难忘的是家乡美丽的风景，故乡的节日，故乡的食物，于是才有了他对故乡美好的回忆（《我的家乡》、《故乡的元宵》、《故乡的食物》等）；青年的故乡，提供了他奋发图强，增长知识的环境（西南联大），给他人生中青春的回忆（《泡茶馆》、《跑警报》、《昆明的雨》、《翠湖心影》等）；晚年的故乡，给了他“一点波折”才让他的人生没有那么“过于平淡”，他的回忆便变得既是“出世”也是“入世”，反正一句，“随遇而安”（《随遇而安》、《胡同文化》、《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树》等）。 

　　有学者指出，汪曾祺的散文，“回忆”性很强，而缺乏“前瞻”性。我们大可不必对这个观点做出绝对的判断。汪曾祺的散文，确实很大一部分散发出他对故乡的追忆，那么，到底他为什么叙述如此多的回忆性题材呢？我想，这与我们文学寻根是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的。八十年代之后，在对惨痛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兴起了一股文学寻根的潮流。汪曾祺在这个年代发表的小说、散文，多取材于故乡高邮地区旧市镇的风俗民情，“有意开掘这块古老土地岩层”，与世界文学对话（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史》）．如果文学“寻根”的目的是为了与世界对话，又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关照，来借鉴西方文艺，并解决当代社会文学“贫困”的话，那么这种题材本身就具有了某种“前瞻”性。 

　　至于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复古”的潮流，那就要切实联系到“文学岩层”被开掘之后，是否改造了西方流入本土的现代的感受意识、形式、观念，是否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别开生面或者另辟蹊径。 

　　6 

　　写景和写人在汪曾祺散文里，并不亚于在他的小说中。也可以说，他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故把小说和散文连在一起看，除了有些多了个“情节”外，实在无异。写景的散文中，堪称“妙品”的要数《天山行色》，虽然作者开始就表明“行色匆匆”，可在他妙笔生花下，毫无“匆匆”之感，反倒有一种不能忘怀的感觉，笔墨所至，毫不吝啬，把意境写的开阔，清奇。其间亦诗兴大发，作诗颇多。 

　　至于写人，他小说《受戒》成功塑造了小英子、小明子的形象，着实是他领悟到“要贴到人物来写”“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沈从文语）。到了散文，不能像小说人物一样虚构，毕竟都是真实的人，在他笔下的沈从文、朱德熙、金岳霖、老舍等等，都是有血有肉的实体，他把与他们过往的经历感受，很真实地在他笔下描绘出来，对沈从文，他是很“尊敬”的，德熙是“怀念”的，金岳霖是“有趣”的，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这样的描写都是很真挚的，很感动人的。 

　　7 

　　既然说到了人物，不得不插入一些别样的成分，来说说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尊敬”。 

　　汪曾祺30年代末40年代初，受业于西南联大沈从文老师。他曾说过，他一生受到两位作家、作品影响最大，一个是屠格涅夫和他的《猎人日记》，另外一个就是沈从文和他的《沈从文选集》。汪曾祺之所如此尊重沈从文，不外乎沈从文人格品德和他的文学风格。沈从文自解放后，是一个一直受到打压、排斥、“冷”待遇的作家（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对他的批判尤为激烈）。由于受到许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人们对沈从文本人，沈从文的作品有着一定的隔阂，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胆正直的汪曾祺先生，率先站出来，为他的老师辩护，《一个爱国的作家》就是一篇最好的佐证。这篇散文（接近议论文）提出了人们大众误解沈从文的三个 “要害”，逐一批驳，最后得出结论，“沈先生小说的一个贯串性的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文章同时还肯定了他对文物工作做出的贡献，“这（文物研究工作）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沈从文的气质，汪曾祺是很了解的，“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象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所以，汪曾祺的气质也就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和传承。（《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目睹了沈从文的后半生，连同他的丧事，两个字形容“朴素”。他尊敬沈从文，他理解沈从文，然而有一点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度的人们怎么就不能容下这颗小小的“爱国”的魂灵呢？当汪曾祺走近沈从文遗体时，“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作者哭了，笔者也哭了，所有热爱沈老、汪老的读者，都会哭的。好个“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也！ 

　　8 

　　汪曾祺的散文还很注重对精神实体的探寻。一方面他要求破除迷信，另一方面他要求重构民族品格。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承。民族要振兴，首先就要摆脱封建残余的毒害。这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五四”运动的精神传统在汪曾祺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继承。他力倡先进文明，反对落后愚昧。他写《八仙》就是为了向封建迷信进行无情的鞭挞，他认为，“八仙在中国的民族心理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因此要给予批判。又如他对封建管制下人们的愚昧进行极大的讽刺，“这些神是‘古帝王’造出来的神话，是谣言，目的是统一老百姓的思想，是‘神道设教’”（《城隍·土地·灶王爷》）。 

　　对于民族品格的问题，汪先生一直都在探寻着，思考着。他跟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对这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只有爱，没有怨的，他对民族寄予了希望，饱含了赞美之情。他在《跑警报》里这样热辣辣地写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这就是我们民族品格的最好的重现。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思考，他也是很深入的。在《悬空的人》中，汪先生与黑人作家赫伯特交谈，涉及到黑人在美国的历史地位时，曾有这么一番感悟，“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他凝重地提醒我们，要用真心去珍视、爱护自己的民族。可见他自己对民族的高度的关注与重视。这也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的遗传。 

　　9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杨剑龙博导在一个学术讲座上，曾用三个“悖论”来简括现当代文学史，其中一项是“典雅与通俗的悖论”。是的，在我们现当代文学史中，“雅”文学和“俗”文学既有争斗，也有磨合，是一对突出的“矛盾体”。历史，正是从这样的“矛盾”车轮上不断向前推进。 

　　倘若硬要给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套个名头，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设计为“雅中带俗”或者“雅俗共存”的文学。他的散文都不会一雅到底或者一俗到底。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赏头”，普通百姓自有普通百姓的“看头”。总之，他的作品就是那么“不落窠臼”，百看不厌，百看常新。当碰到学术性问题的时候，汪先生采取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亲自动手翻阅大量文献、典籍进行考究，可从他铺陈“国子监”、“栈”、“呼雷豹”等的历史或者来由便可知晓，这些都是不乏“雅”的表现。知识分子要是读了，会称赞那是很有学问的。 

　　汪先生的个别用字是很挑逗的，如“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好像要滴下来。”又如，写客人为了吃东西后少报钱数，把碟子扔到湖水去，尽管算账的堂倌发现数目少了，然而“提着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手法为客人续水时也从不拿眼睛‘贼’客人。”再如他在《萝卜》中写道，“萝卜一把一把地码着。”这些个“滴”、“贼”、“码”的用法，看来似乎是作者的独创，虽生僻，可让人很容易理解到它的意思，而且又非常形象，感觉就更加亲切些。我想，这便是汪先生“俗”的倾向表现吧。 

　　10 

　　当代学者、教授杨鼎川在九四年访问汪曾祺先生，曾这样问，“我想同陆建华先生联系一下，或者同出版社联系，如果他们同意编一个您的研究专集，您有什么意见？”汪老回答不同意，原因，“我这个人没什么研究头，不值得，我这是很真诚的，不希望有人去写研究我的书”。 

　　不管怎么样也好，这本书（汪先生的散文集着作）还是出来了。汪曾祺散文集收到的效果，正如杨鼎川当年预料的那样，营造了一种“精神境界”、“精神向度”，这在社会上得到了公认。 

　　其实，早在90年，汪曾祺俨然对自己在文坛的位置作了自我定位，他是一个“不开风气不为师”的作家，他还告诫青年作家们，“第一，不要学任何人。第二，不要学我。”他还衷心敬告青年们，创作“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 

　　11 

　　汪曾祺先生逝世将近十年了。 

　　由于他是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特别的作家，因此，在这些日子里，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他的文论，甚至他的诗歌，都受到了社会、学界的相关重视。 

　　人们都注重去挖掘他在创作中寄托着人世间的一种和谐、宁静、美丽的境界。他那种“水的创作风格”和朴实平淡的笔调，更加拉近了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人感觉很亲切、很温馨，也洋溢着“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情调。 

　　拜读他的散文，可以陶冶读者的性情，也让读者那颗为尘世奔碌而疲惫不堪的心灵，得到一宿的安宁和慰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汪老先生散文的真正价值！ 

　　最后，笔者还是引用汪曾祺先生的人生境界作为结尾，“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实证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