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暖意——重读《岁寒三友》

　　难得的暖意 

　　——重读《岁寒三友》 

　　王　干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文眼的。 

　　中国古人写文作画，讲究。讲究之一要有诗眼、文眼，所谓“画龙点睛”，其实是在文章的结穴点上做够文章。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都是诗眼的范例。王国维《人间词话》第46条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岁寒三友》的文眼在哪里？寒，在“寒”字上。 

　　小说的结尾写道: 

　　这天正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篇末点题，很巧妙。大年三十，是岁末；大雪纷飞，是背景，是“寒”的大自然形态。即使简短的结尾，也体现汪曾祺先生的文风所在，这是一个容易滥情的地方，一般作家会大段地写风雪的肆虐和天气的寒冷，然后说，屋里，温暖如春。但汪氏就用了一句最日常的口语：正下着大雪。没有一句形容，没有修饰语，可谓不着一字，境界全出。 

　　小说写了高邮城的三个小人物，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两个小商人，一个小文人，他们的日子不是很稳定，时常为钱所困扰，但在金钱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格和美好人性，是全篇的亮点。 

　　小说写人物为钱所困。王瘦吾的“穷”，一个细节尽出，儿子上学，穿的是钉鞋，其他同学穿的是胶鞋。开运动会，女儿没有运动鞋，母亲就用白布仿做一双，王瘦吾看了心酸，读者看了更心酸。“因此，王瘦吾老是想发财”。陶虎臣的炮仗店开始还行，后来接近倒闭，起先是喝粥后来连粥也喝不起。画师靳彝甫的日子也紧紧巴巴地过，但手中有三块田黄石章，在朋友吃不上饭的时候，在陶虎臣上吊自杀的时候，他毅然卖掉三块珍爱的宝贝，为朋友全家的生计换来了钱。小说全篇写三个人命运的起伏，写三个人生存的困厄，但始终洋溢着一种暖意，这暖意是友情，也是中国文化济贫救难的慈悲情怀，也是视朋友的安危和冷暖为己事的一种君子风范。中国小说有重友情的传统，《三国》写桃园三结义，《水浒》写梁山兄弟的生死与共，但都侧重在侠义上，是写英雄的侠义。而汪曾祺笔下的这三位市井之人，一心为钱、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所体现出来的相濡以沫的暖意，在今天对那些重利轻义的市侩之风也是冷冷的批判。汪曾祺的小说始终充满了对人性温暖的表现，始终为善良的心灵礼赞。当然，也表现了汪曾祺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喝酒对岁寒，是御寒，取暖，也是人生的达观和乐观。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结构的。 

　　汪曾祺在谈到林斤澜的小说时，曾用“苦心经营的随便”来形容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其实也是夫子自道。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也说：“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着之字也。”“极炼”就是苦心经营，“不炼”就是随便。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体现在貌似随便的结构上，其实精心构思、巧妙运行，真可谓“极炼如不炼也”，简直是“不炼”到极致。 

　　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人物即结构。因为要写三个人物的命运，要写三个人物的性格，作家以人物作为天然的结构形态，三个人物，松竹梅的三种形态。王瘦吾的瘦，不仅是形态上，也是经济状况，也是内心的孤苦，似竹。陶虎臣开炮仗店，被炸瞎了一只眼，他是性格和炮仗一样，热烈，豪爽，像松。靳彝甫是个小文人，画师，沉静，如梅。小说先合后分，“这三个人是”，小说开头的平易近人的一句口语，恰如空谷来风，交代了三个人合传的原因。接着分别叙述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性格特征，中间又分别写了三人的好运和厄运，最后在大年三十的雪夜，三人聚集在如意楼喝酒，又合了起来。在结构形态上，起承转合，天然形成。 

　　《岁寒三友》没有主要人物，三个人物平行发展，作家平均用力，分头叙述，最后命运交叉在一起。这种写法显然受到了司马迁《史记》叙事风格的影响，《史记》里有多人合传，像《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刺客列传》等都是把类型相同的人物合在一起，文章内在的联系是草蛇灰线，暗含其中。《岁寒三友》更像《刺客列传》，《刺客列传》写了五位刺客，《岁寒三友》写了三个做小生意的街坊，当然，《刺客列传》未能把五人最后合到一起，因为那是历史。《岁寒三友》是小说，是虚构。或许在作家脑海里最早出现的就是岁寒大雪松竹梅在喝酒的场景，才推出后来的小说框架。 

　　汪曾祺在谈到小说的结构时，曾说好的小说像一棵树，《岁寒三友》分别写了三棵树，最后让三棵树融合到一起，结构浑然天成。《岁寒三友》还巧妙地运用了暗结构，那就是隐藏在阴城的侉子，这个人物貌似闲笔，却出现在结构的节点上。当陶虎臣准备上吊自杀，正是他割开绳子，救了陶虎臣一命，也才有了后来的三友之温。这时你才发现，汪是怎样的结构高手。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节奏的。 

　　都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好，语言好在哪里？好在节奏。汪曾祺的文字讲究平仄，讲究对称，深得中国语言文字的精髓。但好的语言必须依附在一个好的小说节奏上。如果节奏拖沓，节奏混乱，语言的美就会像不会打扮的女性身上的装饰物，多余而卖弄。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开头就确定了小说的基调或韵律，《岁寒三友》的开头是“这三个人是”，点题，也确定了人物的身份，“这三个人”的称谓平常而自然，而在中间一转，“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转了好运”，想发财的王瘦吾发了点小财，陶虎臣的炮仗卖火了，而靳彝甫居然也在上海办画展了，还卖出了几幅画，斗蟋蟀还赢了钱。节奏从开头的局促走向舒缓。然而，好景不长，“这三年啊”之后节奏走向陡峭。王瘦吾的绳厂被欺行霸市的人收购了，陶虎臣的炮仗厂倒闭了，到了卖儿卖女的绝地，靳彝甫也远走他乡。最后，小说结束在“这天正是腊月三十”上，岁寒三友，人间友情温暖如火。 

　　《岁寒三友》是一篇有温度的小说，作家一开始叙述三个人物的命运，用“不上不下、时好时坏”来概括，叙述的温度可以说是常温偏低，叙述的口吻偏低沉，中间三个人突然交了好运，叙述变得热烈起来，语言的节奏也趋向明快，尤其是那段写放焰火的场景，可谓余热触手可及，至于那句“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露水是带着寒意和冷意的，但在此，你能感受到的是温暖和热乎。从“这三年啊”开始，小说的节奏变得冷意横生，叙述的语气变得滞重而沉痛，写到陶虎臣被迫嫁女，上吊自杀时，寒意逼人，节奏停滞。之后，三人在小酒馆相聚，“醉一次”，节奏又舒缓荡开，人性的热度，友情的温暖，在叙述的语调中自然呈现。 

　　1992年初夏，汪曾祺夫妇应江苏电视台之邀，拍摄陆建华先生策划的专题片《梦故乡》，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在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汪曾祺和高晓声、叶至诚见面，三人的亲切劲儿，让我先想起了“岁寒三友”的场景。叶至诚先生生性随和，是老好人，而高晓声素来以清高、孤傲出名。他专程到饭店去看人，我印象中非常少。后来听汪先生讲，三人这么好是有典故的。高晓声复出之后，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叶至诚其时接替顾尔镡任《雨花》主编，就让高晓声在编辑部落个脚，当然要找个理由，就让高晓声也看看稿。汪曾祺当时把《异秉》投给家乡的刊物，《雨花》的编辑说，这篇小说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晓声看了以后，说：你们不懂，这才是好小说。高晓声在他有限的编辑生涯中，破例为这篇小说写了编后记，而且小说作为头条发表，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汪曾祺的自由来稿被高晓声、叶至诚看中推崇，可谓是知音难得，至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2年春天，《北京文学》评奖，我和林斤澜先生都是评委，那天他和我喝了很多的酒，说了很多的话，最多的一句就是：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林斤澜和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也是非常谈得来的朋友，当时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先后辞世，而我恰巧都参加了三个人的葬礼，也很感慨。说到动情处，林先生都哽咽了。如今斯人亦去，诸位同道之间的友情在天国里应该更加浓厚，像汪先生的《岁寒三友》一样，绵厚悠长。 

　　[ 作者系评论家，本刊副主编 ]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文眼的。 

　　中国古人写文作画，讲究。讲究之一要有诗眼、文眼，所谓“画龙点睛”，其实是在文章的结穴点上做够文章。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都是诗眼的范例。王国维《人间词话》第46条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岁寒三友》的文眼在哪里？寒，在“寒”字上。 

　　小说的结尾写道: 

　　这天正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篇末点题，很巧妙。大年三十，是岁末；大雪纷飞，是背景，是“寒”的大自然形态。即使简短的结尾，也体现汪曾祺先生的文风所在，这是一个容易滥情的地方，一般作家会大段地写风雪的肆虐和天气的寒冷，然后说，屋里，温暖如春。但汪氏就用了一句最日常的口语：正下着大雪。没有一句形容，没有修饰语，可谓不着一字，境界全出。 

　　小说写了高邮城的三个小人物，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两个小商人，一个小文人，他们的日子不是很稳定，时常为钱所困扰，但在金钱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格和美好人性，是全篇的亮点。 

　　小说写人物为钱所困。王瘦吾的“穷”，一个细节尽出，儿子上学，穿的是钉鞋，其他同学穿的是胶鞋。开运动会，女儿没有运动鞋，母亲就用白布仿做一双，王瘦吾看了心酸，读者看了更心酸。“因此，王瘦吾老是想发财”。陶虎臣的炮仗店开始还行，后来接近倒闭，起先是喝粥后来连粥也喝不起。画师靳彝甫的日子也紧紧巴巴地过，但手中有三块田黄石章，在朋友吃不上饭的时候，在陶虎臣上吊自杀的时候，他毅然卖掉三块珍爱的宝贝，为朋友全家的生计换来了钱。小说全篇写三个人命运的起伏，写三个人生存的困厄，但始终洋溢着一种暖意，这暖意是友情，也是中国文化济贫救难的慈悲情怀，也是视朋友的安危和冷暖为己事的一种君子风范。中国小说有重友情的传统，《三国》写桃园三结义，《水浒》写梁山兄弟的生死与共，但都侧重在侠义上，是写英雄的侠义。而汪曾祺笔下的这三位市井之人，一心为钱、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所体现出来的相濡以沫的暖意，在今天对那些重利轻义的市侩之风也是冷冷的批判。汪曾祺的小说始终充满了对人性温暖的表现，始终为善良的心灵礼赞。当然，也表现了汪曾祺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喝酒对岁寒，是御寒，取暖，也是人生的达观和乐观。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结构的。 

　　汪曾祺在谈到林斤澜的小说时，曾用“苦心经营的随便”来形容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其实也是夫子自道。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也说：“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着之字也。”“极炼”就是苦心经营，“不炼”就是随便。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体现在貌似随便的结构上，其实精心构思、巧妙运行，真可谓“极炼如不炼也”，简直是“不炼”到极致。 

　　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人物即结构。因为要写三个人物的命运，要写三个人物的性格，作家以人物作为天然的结构形态，三个人物，松竹梅的三种形态。王瘦吾的瘦，不仅是形态上，也是经济状况，也是内心的孤苦，似竹。陶虎臣开炮仗店，被炸瞎了一只眼，他是性格和炮仗一样，热烈，豪爽，像松。靳彝甫是个小文人，画师，沉静，如梅。小说先合后分，“这三个人是”，小说开头的平易近人的一句口语，恰如空谷来风，交代了三个人合传的原因。接着分别叙述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性格特征，中间又分别写了三人的好运和厄运，最后在大年三十的雪夜，三人聚集在如意楼喝酒，又合了起来。在结构形态上，起承转合，天然形成。 

　　《岁寒三友》没有主要人物，三个人物平行发展，作家平均用力，分头叙述，最后命运交叉在一起。这种写法显然受到了司马迁《史记》叙事风格的影响，《史记》里有多人合传，像《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刺客列传》等都是把类型相同的人物合在一起，文章内在的联系是草蛇灰线，暗含其中。《岁寒三友》更像《刺客列传》，《刺客列传》写了五位刺客，《岁寒三友》写了三个做小生意的街坊，当然，《刺客列传》未能把五人最后合到一起，因为那是历史。《岁寒三友》是小说，是虚构。或许在作家脑海里最早出现的就是岁寒大雪松竹梅在喝酒的场景，才推出后来的小说框架。 

　　汪曾祺在谈到小说的结构时，曾说好的小说像一棵树，《岁寒三友》分别写了三棵树，最后让三棵树融合到一起，结构浑然天成。《岁寒三友》还巧妙地运用了暗结构，那就是隐藏在阴城的侉子，这个人物貌似闲笔，却出现在结构的节点上。当陶虎臣准备上吊自杀，正是他割开绳子，救了陶虎臣一命，也才有了后来的三友之温。这时你才发现，汪是怎样的结构高手。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节奏的。 

　　都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好，语言好在哪里？好在节奏。汪曾祺的文字讲究平仄，讲究对称，深得中国语言文字的精髓。但好的语言必须依附在一个好的小说节奏上。如果节奏拖沓，节奏混乱，语言的美就会像不会打扮的女性身上的装饰物，多余而卖弄。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开头就确定了小说的基调或韵律，《岁寒三友》的开头是“这三个人是”，点题，也确定了人物的身份，“这三个人”的称谓平常而自然，而在中间一转，“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转了好运”，想发财的王瘦吾发了点小财，陶虎臣的炮仗卖火了，而靳彝甫居然也在上海办画展了，还卖出了几幅画，斗蟋蟀还赢了钱。节奏从开头的局促走向舒缓。然而，好景不长，“这三年啊”之后节奏走向陡峭。王瘦吾的绳厂被欺行霸市的人收购了，陶虎臣的炮仗厂倒闭了，到了卖儿卖女的绝地，靳彝甫也远走他乡。最后，小说结束在“这天正是腊月三十”上，岁寒三友，人间友情温暖如火。 

　　《岁寒三友》是一篇有温度的小说，作家一开始叙述三个人物的命运，用“不上不下、时好时坏”来概括，叙述的温度可以说是常温偏低，叙述的口吻偏低沉，中间三个人突然交了好运，叙述变得热烈起来，语言的节奏也趋向明快，尤其是那段写放焰火的场景，可谓余热触手可及，至于那句“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露水是带着寒意和冷意的，但在此，你能感受到的是温暖和热乎。从“这三年啊”开始，小说的节奏变得冷意横生，叙述的语气变得滞重而沉痛，写到陶虎臣被迫嫁女，上吊自杀时，寒意逼人，节奏停滞。之后，三人在小酒馆相聚，“醉一次”，节奏又舒缓荡开，人性的热度，友情的温暖，在叙述的语调中自然呈现。 

　　1992年初夏，汪曾祺夫妇应江苏电视台之邀，拍摄陆建华先生策划的专题片《梦故乡》，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在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汪曾祺和高晓声、叶至诚见面，三人的亲切劲儿，让我先想起了“岁寒三友”的场景。叶至诚先生生性随和，是老好人，而高晓声素来以清高、孤傲出名。他专程到饭店去看人，我印象中非常少。后来听汪先生讲，三人这么好是有典故的。高晓声复出之后，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叶至诚其时接替顾尔镡任《雨花》主编，就让高晓声在编辑部落个脚，当然要找个理由，就让高晓声也看看稿。汪曾祺当时把《异秉》投给家乡的刊物，《雨花》的编辑说，这篇小说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晓声看了以后，说：你们不懂，这才是好小说。高晓声在他有限的编辑生涯中，破例为这篇小说写了编后记，而且小说作为头条发表，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汪曾祺的自由来稿被高晓声、叶至诚看中推崇，可谓是知音难得，至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2年春天，《北京文学》评奖，我和林斤澜先生都是评委，那天他和我喝了很多的酒，说了很多的话，最多的一句就是：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林斤澜和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也是非常谈得来的朋友，当时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先后辞世，而我恰巧都参加了三个人的葬礼，也很感慨。说到动情处，林先生都哽咽了。如今斯人亦去，诸位同道之间的友情在天国里应该更加浓厚，像汪先生的《岁寒三友》一样，绵厚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