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独具的学术行旅

　　风格独具的学术行旅 

　　—评丁帆《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 

　　傅元峰 

　　1979年，丁帆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开始了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生涯。他研究视角多元，论域宽广，就本质来看，其学理精髓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当代大陆文学的一部分。 

　　《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流派与文本分析》所选文献是对丁帆30年文学研究历程的粗笔勾勒。对于丁帆30年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批评成果而言，它们只是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一些具有地标特征的精神断面。但从它们所构成的线索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位居于特殊文化生长带上学人的学术襟怀、思想气度和审美情操。 

　　一、“五四”作为精神参照 

　　丁帆的学术激情与其文化批判立场有关，具体呈现为他对文学审美的敏锐发现和无边忧虑。他的文化批判立场是指向人性和文化本质的人文立场，这和急功近利的文化酷评截然不同。虽然丁帆一再表明“五四”精神可以作为新世纪的文化起跑线划定的参照，但他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已经远远溢出了“五四”的精神内涵。他在文学批评中频繁关注人性、地方性因素，在其研究中有多元视角，诸如生态美学视角、性别视角等等，在不断的话语吸纳中形成自己稳固的批评话语体系。1990年代，他对新的文学具有充分的定义热情和描述冲动，多次介入了文学现场，对最新鲜的文学图景进行研究，屡屡能够敏锐发现作家和思潮的人文精神误区和美学弊病，并给予发展路向的警示。虽然丁帆这一代学人无法偏离极权文化影响，但在他身上产生的并非是单向度的反弹。思想若非抵御潮流，它就毫无意义可言。在人文精神的弘扬和文化机制的抗争中，他能够注意到当代复杂化的文化场中力的复合因素，跳出思想的时代局限，从更宏观的方面给予判断，又能深入文本和现象，从最微观的方面予以透析。他的学术激情和对自我话语体系的不断整合，使他能够在文化现象中看到鲜为人知的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学审美价值的刨根问底，是其惯常的批评姿态。虽然他没有对自己的学术立场的实质与“五四”文化的关系进行梳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他的学术立场或许从“五四”起，但并非止于“五四”。在他的着作中，经常可以发现超逸于“五四”精神的文化本质认定，比如，他曾说到从“寻根文学”的弥合“五四”文化断裂带，到今日之新保守主义否定-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先锋理论，我们只能感到实用主义文化哲学的悲哀。对“实用主义文化哲学”的否定，显然已经把握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整体发展的文化症结，这一发现，已经与新文化运动的精髓遥相呼应，其实质已经具有对“五四”片面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内涵的补足性质。 

　　但丁帆是“五四”精神的呼告者。他针对中国文化困境提出的文化救赎依据，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自立依据的寻找，和他自我学术立场的选择显然不具有同一性。因此，在人们以“五四”作为50年代学者的精神自救工具的时候，丁帆将他的学术延伸到人文精神的更高层次。他有充分的在场感，永远对意识形态说话，但从不以战叫和詈骂作为言说形式。他是当代文化本质的精确概括者，是文学审美救赎行为中有效因素的敏锐发现者。 

　　由于“五四”精神在丁帆的学术视野中的独特地位，他希望当代学术能够从“五四”汲取思想源泉，又希望自己的视野能在“五四”的自由基质上有所前行和累加，他能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质作出更从容的断代研究。在学界进行近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争论的时候，他认为现代文学（1919-1949）短短30年发生的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恰恰是现代文学的古典化，从而将现代文学史在时间中的归属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解决，其本质是对“五四”断代的反思。丁帆一直在对当代文学的文化格局和审美困境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探询。在精神立足点上，能够超越“五四”分野所形成的思想格局；在政治反思中，能够结合文化反思，超离权术批判，对审视对象投注以多元人文精神的省察；在历史研究中，能够冲决学科藩篱，动态把握文学史演进中的系谱；在审美探询中，又能百无禁忌，首肯最初的美学冲动，并饱含学术激情地为之命名。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一个当代批评家的良好学术操守的重要品质。 

　　从这本文集可以明显看到，“五四”是丁帆学术研究中关键的精神参照。实际上，“五四”已经在他学术立场中转换了“能指”他填充它，对它进行提纯和再度阐释，从而催生能够作为稳健的当代精神的“五四”。这种概念挪移显示出丁帆学术思想的多元性。特殊的文化境遇导致这一代学人处于学术视域、学术眼光和关注现实的责任感等诸多因素的纠缠和悖论中，但丁帆在其中的立场选择并没有过多犹疑。他能够领略热闹的世界文化前沿所发生的景象，并且意识到，在中国确有思想史难以翻过的一页，在“两间一卒”的彷徨境地，跨越任何必要的文化修复阶段，虚妄桥接文化断裂带上的两极，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奢侈的。因此，他不惮于一次又一次地呼吁重回“五四”起跑线，让他颇具有颠覆感与亵渎感的批评个性回到踏实的近乎历史主义的座位上。这种端坐，是一种文化使命感下的务实心态的绝好体现。既能以恢宏的学术视角感应到中西当代文化落差，又必须摒弃桥接和揠苗助长的学术冲动，踏实从损毁的最初现场开始文化清理，正是丁帆这一代学人所注定要承担的使命，似也是他们的悲壮学术宿命。 

　　二、历史、美学、人性的批评坐标 

　　50年代学人中，能够在文化探寻和审美追问上一直保持同步发展、并行不悖的很少。因为这种追问，丁帆能够找到文化批判和洞察以及文本感悟和美学探悉的学术交合点。比如，乡土文学的研究，即是丁帆学生生涯的重要学术基点之一。在这条依据乡土中国的文学经验创立的研究向度上，丁帆建立了诸多生长点，这一体系已经构成了丁帆学术视域的主体；再比如，丁帆能够保持对文学审美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研究的敏感和热情。1991年，他对“新感觉派”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的发现，即是很好的证明。他认为，看不到那个一再被文学史家们所忽视的“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的意义，就看不到中国现代小说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另一股力量的存在和抗争，也就不可能将一个充满着动态活力的文学运动过程进行“矛盾律”的分析。在这样的批评中，丁帆和他的同道赋予现代文学批评以新的内涵。他对于文学史的思考和文化史的思考也往往能够互补，让人性的因素和美学的因素在其话语体系中共生。 

　　丁帆是20世纪以来乡土中国文学经验的忠实研究者。在他的学术成果中有绝大部分是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他将文化论域与美学论域交融在文学研究中，形成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谱系。正是看到了乡土文学的风情画、风俗画和风景画的巨大魅力，也看到能够融汇其中的力透于画背的一种哲学意识、一种审美观照的创举、一种恢弘气度的熔铸，丁帆对乡土文学的文化剖析和美学审视从未停歇，对于乡土文学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的探究也一直伴随了他的学术行程。在丁帆那里，乡土文学变成了一个极具开放性的课题。虽然他关注的是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但这些研究与中国现代整体文学背景和文化走向相关联。不仅于此，丁帆也将它视为汉语文学概念下的跨政体、跨地域的文学研究，甚至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虽然他意识到中国大陆乡土文学的异质和异变，却并没有为这种独特演变状态的乡土文学设立新的定义，援引世界性乡土文学的概念，帮助他寻找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因此，他鼓励诸多体现出审美新变和文化思辨的乡土作家，在客观的批评中保持积极的引导姿态。他总是能够在文学现状中找到症结，意识到在斑斓的文学图景中，不能仅仅满足于流派崛起，而是应该在中国乡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对话中，期待文学“巨人”的产生。他因而能够在现象显现的初期及时看到，在乡土小说的历史言说冲动中，一种“死亡的诗意”引领着乡土小说的美学创新，正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让中国小说接近世界高水准文学品质。丁帆有思想立场和审美依据，但在乡土文学批评中，这种依据的本质更多体现为反对平面化和异化，坚持“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应大于理念的流露与阐释。这些于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学意图，至今仍然远远走在文学现状的前边，具有蓝图作用。丁帆文学批评的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在乡土文学研究中是共存的。这使他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文本细部诠释和文化的宏观概括，在文学批评中审美品评和思想评判相辅相成。 

　　丁帆看到了城市化运动对乡土经验的异化或补充，并敏锐地对以“城市异乡人”为叙事对象的小说进行了跟踪研究。他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方式“城市化”带给农民的物质积累和精神成长带有“真善美秩序的丧失”的痛楚，当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真正对话到来的时候，农民精神皈依的去向成为前所未有的难题。评述这股文学潮流，丁帆更明显地体现出文学与文化、美学与思想的双重焦虑。这也和他一贯的批评姿态有关：他并不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批评的职业身份之间刻意区分自己，甚至，他将知识分子的职责和操守放在职业操守之上。他的审美辨析能力和文化思辨能力支撑的，是知识分子所应领受的职责。因此，美学分析起点、文化批判终点的批评构架是丁帆话语结构的主要特征。但他并不把思想硬塞进形象中，实际上，这两者更多时候并不是截然分开，而呈现为自然的胶合状态。 

　　丁帆在其文学批评中形成了文学经典认证历史的、人性的、审美的价值体系。1989年，在《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一文中，丁帆对一篇饱受争议的小说勇敢投了美学的赞成票。在文中，精辟的叙事学分析、个性化（甚至带有些狂野倾向）的审美观念以及历史意义的追问一起呈现，预言“一个审美价值判断的整体迁移的风暴”或许已经出现。20年过去了，回望这充满青年意气的审美建树冲动，近观丁帆文学批评中对新生作品美学新意的热情鼓励，都能感觉到，在丁帆的文学批评中，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的警醒和美学研究中理想主义的迷狂始终共存这是仅属于他的批评风格。 

　　作为命名者之一，丁帆能够发现“新写实主义”的美学实质已经处于某种前“五四”状态，他为新写实主义选定的西方参照系只证明了这一本土书写潮流的特异性，而对它的本质评价则援引了鲁迅《文化偏至论》的观点。由于对自我精神立场具有暂定性的“五四”命名，这种命名也虚拟了鲁迅和“五四”的在精神上的同位关系，也许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此文的超“五四”属性已经不言自明：它至少表明，在鲁迅和“五四”之间存有不容忽略的区分。显然，当这种区分出现的时候，丁帆更信赖硬骨头鲁迅思想中超越时代的元素。丁帆一直保持对文学现象最积极的可能性的辨别热情，但从来不放弃对以往论断的调整和反思。当他对20世纪的文学格局文化本质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他对“新写实主义”的判定也在调整之中。丁帆意识到，他早年对“新写实小说”进入21世纪的美学趋向的预估并没有被作家的创作所证实，8年后，丁帆调整了这一判断，对它作为文学史断代分期层面上承上启下的文学功能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丁帆一直保持着批评的真诚与坦荡，从来不会让学术封建意识在研究行为中有丝毫存留。这对于很多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颇为困难。丁帆并不囿于当代文学虚拟甚至虚假的入史轨迹，将学术研究的视角新变与文化参照与美学根据的恒定有机关联，体现出恢弘的学术襟怀。 

　　三、操守：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依据 

　　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思考和价值立场的追问，是丁帆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对知识分子精神实质的拷问比比皆是。丁帆以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参照，思考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路向。丁帆意识到，启蒙使命决定了大陆知识分子身份的特征。面对极权文化控制和物质主义大潮，在知识分子的各种精神元素中，知识阶层的操守和责任意识变得尤为重要：大陆的意识形态正处在一个动荡时期，而知识分子能否保持其精神操守，保持一种与现时的距离和文化的批判眼光，以清醒的头脑引导人们不断攀援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丁帆一遍遍强调精神操守和批判眼光的重要性，将它们视为确认大陆知识分子的核心参照物。他没有怀疑过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问题，积极地拯救在“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素夹击中的智识阶层，让他们良知复苏，在危机中担当职责。他意识到，一场战斗在意识形态领域、甚至是灵魂中悄然进行：30年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富于人性的价值判断的阉割，使饱含知识分子使命感的价值立场弥足珍贵。这是一种提醒，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应战的宣言!在对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的潮流中，当代知识分子阵营的生成及其规模，将决定中国21世纪的文化走向。当知识分子在当代大批沦为“封建文人”，学术体制导致学术封建因袭相应、学风日下的时候，知识界瓦解与反瓦解的争斗关键，正是丁帆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操守和责任感。 

　　丁帆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最终形成，和他所判定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化格局有密切关系。他不止一次在论着中提及“文化滞差”这一概念，对知识分子在其中身份的变更忧心忡忡。丁帆比他的同代人更为清醒地看到，中国大陆最初的知识分子或将被扼杀在摇篮里面，这是文化危机的关键：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西方人文精神熏陶的土壤，他们不大可能将文化问题上升到哲学批判的层面。他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软骨病在精神和学术基础两方面的表现，提醒人们离开“骂”的心理惯性，远离这种低俗的仇恨和愤懑，方正大气，将问题引导向哲学层面。在丁帆的学术根据中，包含丰富的哲学因素，比如，他在乡土小说研究中，曾以尼采哲学为依托，恰切找到了一个平台对乡土文学的诗意因素进行了哲学的透析。正因如此，他能够在更高的立足点发现当代社会实用主义的文化危害，也能看到文学的症结所在。互相谩骂、没有思想根据和哲学导向的学术，将被封建因素同化，覆灭于它所战叫的封建壁垒。丁帆的“五四”根据后面，更沉稳的根据是西方人文精神。因此，这位以批判为己任的学者笔下，从未出现过单纯指向个体的攻讦文字。他以褒扬的方式善意地批评，提出作家的缺陷，从不武断和带有恶念的指责，总是与作家们保持健康的批评关系。他针对弊病的发言往往尖锐，但从不将文字堕落为人身攻击。丁帆以此示意，知识分子在操守与良知方面应该有精神贵族意识，唯有此，才有安身立命之所，精神才能保持最大限度的洁净，学术气象才能走向恢宏。 

　　当代大陆思想界一直在思考话语体统的问题，希望能够清理出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以增强言说的效能。丁帆很少陷入修辞的焦虑，他宁可在理论的探索中迷失，从来不在语言的游戏中浪费自己的学术精力。他深知知识分子话语的自由品质依然来源于操守和性情。在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激情消退、批评苍白的文化现状中，他理出了一条病理关系：信仰的崩溃，带来的是道德的沦丧，同时又带来激情的消退；而激情的消退，又带来了批评的苍白。这样，他对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批评情有独钟，坚信它们能够注入批评的生命力，保护批评不完全陷入匠气十足的知识体系和江湖气十足的流氓批评。 

　　在知识分子身份悬疑的当下，对于50年代学人，人们通常有一种话语疑虑，也屡屡质疑他们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批判的思维结构与前现代的控制性有暧昧联系，甚至直接宣判他们的学术已经过时。丁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背负着这些指责，在学术研究中一再避开这些疑虑的陷阱。他相信，知识分子的操守和责任担当意识，是保护“知识分子”身份的最后救命稻草。丁帆已经在他的诸多论着中阐明，知识分子要“守护文化的本义，要实现/知识分子的重新聚合”，这一点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 

　　《文化批判的审美价值坐标》一书很好印证了丁帆风格独具的学术行旅。凭借它虽不能完整获悉丁帆的研究成果，但它勾勒出了丁帆在各个时期、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剪影，从中可以很好领略他学术批评的风格。当然，不是每一个批评者都有其批评风格，因为，无限丰富的客观知识使他们断绝了主观沉思，从而也就断绝了风格的培植。在主观沉思与客观知识的交相融合中生成的这些文学批评，已经能够证明，丁帆是有其稳固批评风格的学者。这些风格的构成要素，正是一位50年代学人学术生命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又是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文化使命、美学路向和历史宿命等等提问的极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