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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童年之核建构温暖的文化地标 ——评祁智《小水的除夕》

        2016年06月14日 10时44分 

          

          

          谈凤霞 

          

          阅读乡土题材作品,总会从那各色各样的乡土故事中感受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养育“一方文”之确切。故乡之于文学写作,似乎永远都是一条流在生命里的母亲河。每个人的“故乡”或“来处”大底会有两个:一个是空间意义上的“家乡”,一个是时间意义上的“童年”。在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开辟了多姿多彩的乡土童年园圃,如鲁迅《社戏》中的“鲁镇童年”,沈从文《边城》中的“湘西童年”,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呼兰童年”、迟子建《北极村童话》中的“漠河童年”等。在儿童文学中,江苏籍作家对乡土童年也有不少独到而重要的建树,如曹文轩《草房子》中的盐城“油麻地童年”,韩青辰《小证人》中的泰兴“小米村童年”等,而祁智的第一部长篇乡土小说《小水的除夕》则建构了一个靖江“西来街童年”,给中国乡土儿童文学的版图又添加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地标。 

          一、文化地理的聚焦与洇染 

          关于故乡,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有句名言:“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故乡不仅给作家提供写作素材,更重要的是文化滋养,甚至形成其文学的某种精神根基,使其作品带上独特的气味与印记。祁智创作《小水的除夕》,原本类似于命题作文,是应故乡西来镇之约创作的一部与西来镇相关的作品,这种创作动因处理不好就会滑入“主题先行”的概念化窠臼,但祁智巧妙地避免了这个可能的陷阱,这部《小水的除夕》不是单纯的乡土文化的粗糙载体,而是一部具有小说的“质地”和“温度”的艺术作品,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这是一本既有好的故事,也有真的情感来支撑的书。”当然,故乡“西来镇”无疑也给《小水的除夕》灌注了蓬勃的生气,尽管作者在后记《那个少年到哪里去了》中这样表白:“我无意书写我的故乡。我不是不想,我是不敢。再好的文字,也留不住物象的故乡;精神层面的故乡,却只能用来膜拜。因此,《小水的除夕》不是关于故乡的故事,是一个少年和伙伴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随意展开。街道,屋舍,天空,田野,河流,道路,禾苗,杂树,狗,羊,鸡……是故事的背景,也是组成故乡的必备的最简单的元素。背景之上,故乡如风,少年如歌。”作者概括的“故乡如风,少年如歌”极有意境,也极有况味,乡土与童年合起来就如一支飞扬在风中的歌,传得悠远,唱得尽情,永远盘旋在记忆深处,也会飘荡在成长路途。在深情回眸童年的作者笔下,它往往能绘成一幅极富个性色彩的文学地图。 

          作者以自己的故乡西来镇作为这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蕴含着对于故乡这方水土的温情眷顾。西来街的地图在小说开篇就以一架贴着西来街屋顶飞过的神秘飞机展开了饶有兴味的叙述。毕业于西来小学的飞行员环建国在给母校的信中描绘了西来街的形象:从天上看,西来街就像一架巨大的飞机,停在江平公路边。江平公路就像跑道,西来镇就像一个机场。小水记住了这个很有想象力的比喻,把西来街的格局画在了纸上。“画好西来街,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的目光像手掌一样,轻轻抚摸画上的西来街,被环建国美好、浪漫的比喻感动着。”把西来街比作“飞机”的飞行员环建国是西来人的骄傲,也是孩子们崇拜的偶像,给小水们带来了荣耀和向往。作者写开始放寒假的孩子们从教室里冲出来,“大家勾着头、张开双臂,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像一架架低空飞行的小飞机。”无疑,“飞机”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或可把飞机所代表的翱翔长空的自由勇毅和向往高远看作“西来精神”也是“童年精神”的一种象征。 

          西来镇在小说中不仅是背景,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作者有意把许多笔墨放在了西来车站及车站饭店的描写上,乃是因为“车站和车站饭店,是小镇的地标,又是一种象征:车站是出发或者抵达的地方,车站饭店让人解馋尝鲜,而保持味蕾的敏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车站上人流如梭,迎来送往,小水的好朋友刘锦辉的父亲刘油果在车站干些搬运活,小水到车站等候去城里参加长跑训练的刘锦辉回来,站长、司机对好奇的孩子们也不乏纵容。车站集合了各色人等,是西来街风俗画的轴心,也是西来镇与外面世界的重要联接,而车站饭店则是这幅风俗画卷上最惹眼、最诱人的一个场景,因为不仅有西来的特色美食在此飘香,更有西来的淳朴人情在此荡漾。小说中反复提及“猪油红汤葱花面”,它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也是一种幸福感受、温暖人情的标记。小水专门请从城里回来的刘锦辉去车站饭店吃面,传达的是孩子之间纯真的友谊,而校长请来找方老师麻烦的外乡人去吃面则是以西来美食化解矛盾、变为一团和气。在饭店工作的郭敏珍妈妈热情爽朗,对孩子们疼爱有加,她的快人快语更使饭店热气腾腾。这个被特写的车站饭店洋溢的是“童年的味道”,也是“西来人的味道”。 

          虽然这是一部以孩子为主角的故事,但作者没有让孩子们生活在真空里,而是尤为注重他们所在的镇上或乡下的生活背景的描画,同时还纳入孩子周围的成年人所反映的乡风民情。作者认为乡风民情对孩子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我让孩子们参与到成年人世界当中,融入到乡风乡情里面,让孩子们既有来路,也有去处。他们身心是成长着的,而成长的趋向从善、向上。”(《访谈》)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成人世界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方老师、派出所陶所长及几个家长形象。方老师的着墨比较多,不仅写了方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如在放寒假前对学生们的殷殷叮嘱等),而且也写了方老师个人生活中的曲折爱情,塑造了懂得教育、多才多艺且有情有义的老师形象。陶所长对待偷牛贼态度温和而且给予他自尊,在出现场的时候不拷他,原因是“西来镇不让你丢人”,体现了西来人的厚道。父母亲是孩子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小说中实写了刘锦辉的父亲刘油果,他贫困而谦卑,在对儿子的责骂中藏着不肯直接表达的父爱。另一些孩子的父亲则被虚写,更多担当了文化符号的角色,比如长年在外地工作的小水爸爸,在城里当副县长的王兵爸爸,在成都军区当团长的熊一菲爸爸等。这些“文化符号”,包括从西来出去的飞行员环建国、军队参谋鞠茂坤等,联接着外面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这种人物设置的虚实安排,能使笔墨集中,但又使气场扩大。民风醇厚且人才辈出的西来就这样结结实实地存在,又被洋洋洒洒地铺开。 

          二、童年之核的穿梭与编织 

          《小水的除夕》这部儿童小说可以看作一张富有弹性的网,而在网里活蹦乱跳的则是小水这帮孩子闪耀着鱼鳞光泽的童年故事。作者此前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儿童小说《芝麻开门》以都市儿童为主角,而这部《小水的除夕》则旨在刻画乡镇儿童各种逗人也动人的生活。前后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相隔了十多年,不变的是作者对童年的深切体认。他如此称道童年:“童年不是一个年龄概念,而是一个伟大的核:天真快乐,调皮捣蛋,无法无天,无‘恶’不作。”(《访谈》)在天地更为开阔、生活也更为丰富的乡村,童年这个“伟大的核”似乎更加“法力无边”。 

          《小水的除夕》虽然写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小镇上一群孩子的故事,但相信它一定会赢得每一代儿童的喜爱,因为它冒着童心和生活的“热气”。这些童年故事就像作家笔下西来车站饭店蒸出的面糕和馒头,盖着岁月厚厚的棉布,打开时依然有着那令人欢喜的温暖与香软。“涂改成绩单”、“卡进冰窟窿里”、“把裤子放上天”、“看露天电影”、“把羊藏到树上”、“山羊飞走了”等章的故事,映现了那个时代的童年生活色彩,也不乏异想天开般的童趣。作者说:“我始终没有忘记‘童年’这个核,我把这个年龄段定位在‘半梦半醒’之间。”故事中,作者写小水对于“大鸟”、“飞机”的印象或猜想,给粗朴的童年忆旧增加了几许扑朔迷离。童年何尝不是这样一个有着各种无边无际、亦真亦幻的“拟想”的珍贵存在?作者用十分素朴的笔致把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故事娓娓道来,读来不无幽默而又动人心弦。 

          作为故事的载体,孩子的形象在小说中也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小水是故事的线索人物,同时也是主要角色,由小水连结的伙伴们各具个性。作者试图在小说中体现“三个差异性”,包括城乡和时代的差异、家庭的差异、孩子的差异,同时又注意差异之有无给作品带来的不同成效。他认为:“有差异,才有故事,才有冲突,才有情节,才有细节。但是,无论差异如何,有一点是没有差异的,那就是这些孩子都在童年中。无差异,才有情趣,才有童真,才有快乐,才有希望。”(《访谈》)小说中的孩子虽然性格不一,但都纯真善良、惹人喜爱,其可爱都通过特别的事件尤其是生动的细节来呈现。小说开篇“放寒假了”,以课堂上的七嘴八舌让孩子们逐一亮相,而在“我们的名字”一章中又以追究名字来展开几个主要角色的境况。孙定远的父母都是哑巴,起先有些结巴的他受了方老师的鼓励而成为了爱说话的“八哥”;刘锦辉和父亲相依为命,再贫困也不愿放弃上学——主要是想和小水在一起,因两条长腿跑得快被戏称为“螳螂”。小说着意表现孩子之间的情谊,小水和刘锦辉的友谊尤为令人动容。小水为了帮刘锦辉糊弄他父亲,舍得把自己的奖品笔记本给他,而刘锦辉答应帮小水捉弄小麦,但其实又不忍心去捉弄,所以宁可让自己掉进冰窟窿。刘锦辉善良的心性在很多地方都熠熠生辉:他发着烧去找小水,告诉他不用担心自己;他在大冷天脱下唯一的长裤给伙伴们当风筝飞上天。当他从县里回来,小水犒劳他去饭店吃面,作者细细描绘了他吃面的动作:“刘锦辉先喝一小口汤,咂咂嘴;再喝一小口,咂咂嘴。然后,他用筷子挑出一根面,含住,一点一点往嘴里吸。一根面吸完了,他慢慢嚼着,咽下去,再含一根。”这不同一般的“慢动作”不仅体现了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对于美食的珍惜,更包含了孩子对于来自同伴的友谊的珍爱。作者以一支饱蘸喜爱与赞赏之情的笔写出了西来街孩子的义气:班长王兵口头禅是“归你了”,大方豪爽;成绩优秀的谢天林为了不让同学挨父亲打,宁可自己挨打也不肯说出同学篡改分数的实情;熊一菲在父亲出了大事、临上飞机前都没有忘记给小水一顶棉军帽的承诺。作者也写了小水成长中的“别扭”——他和女生小麦、郭敏珍之间的关系,给这个单纯的童年故事濡染了一种朦胧的少年情怀,写得微妙而真切。 

          总体来看,小说的叙事笔调十分朴素,不仅叙述语句很是质朴,连各章标题也都不加雕琢,但文中时或也有抒情笔致的融入。例如,作者写小水冒着大雪去打听熊一菲家的情况,得到王兵奶奶的安慰,小水在回家的路上感受雪花:“雪从天上落下来,一片片地直落,没有尽头的样子。等我看到雪花,雪花已经落到脸上,后面的雪花接着落到我的脸上。下雪的声音很干净,一直滑到人的心理,再从心底里旋起来,上升到很高的地方。”这种写景与叙事的对接十分自然,婉转地传递情思,在叙事的朴实之上平添空灵之气,从而使得这部扎根泥土的小说有了不泥实的飞扬感。整部小说结构也比较轻盈散淡,各种童年故事看似信手拈来、随意而谈,各章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一线到底的关联,似乎无意于经营,但其实颇为用心。作者构思严谨,层次丰富,伏笔细密,注意铺洒与勾连。小说中的悬念或隐或显(如方老师屋里藏了人的秘密、刘锦辉去县体校是否能被录用等),这些事件草蛇灰线般的蜿蜒存在,增加了故事的连贯性与悬念感。小说注重情节与结构上的开合与呼应,这尤为鲜明地体现在最后一章。故事以小水一放假就开始期盼爸爸回家,一直写到除夕那天小水在路上等爸爸,结尾缝合了开头和中间故事发展中的多处伏笔。小水坐在雪地中的棚子里等候时,见到了小说开篇他见过的教室外面的麻雀,其中有他救过的、眼睛底下有白斑的那一只。麻雀作为童年之眼观察到的意象贯穿了故事的始与终,点染着童年的活泼情趣。发生在小说中间部分的故事——曾以为“变成大鸟飞走”的失踪的那只山羊,也在雪地中现身,使得这个悬案有了安置。小水在大雪中等候爸爸归来的场景给人印象至深,既有细节的铺陈——在雪地里唱歌、点鞭炮以消除寂寞,又有梦境的衍生——梦见伙伴们的生活变得美好。结尾小水领着山羊,“踩着爸爸的脚印”回家,看见屋檐下已经挂着爸爸带回的大鱼。爸爸的“大鱼”是代表全家团聚的情感象征,也是一种文化象征,应和了“年年有余”的意味,小水和伙伴们的故事、西来镇的故事将“年年有余”地生发开去。作者所言的童年之“核”好比一把梭子,在作者的回忆中灵巧地穿梭着,将孩子们的故事编织成了一张美妙的网,将淳朴的西来镇网织了进去,也将铺天盖地的温暖与善意都网织了进去。 

          结 语 

          这部书写乡土童年的儿童小说《小水的除夕》主要从男孩小水的视角、以现在时态来讲述了“故乡”过去的故事。小说跳动着童年之“核”活生生的脉搏,或轻快、或狂放、或沉郁、或悠扬,并以此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地建构了一个纯真而敦厚的文化地标——“童年的西来街”。它取《边城》所讴歌的人情之原始和淳朴,但未取其浓郁的抒情性;取《呼兰河传》叙述之真率和质朴,但未取其冷峻的批判性。这部有着“主要写给儿童阅读”之用意的儿童小说,以其朴拙和稚趣成就了“它自己”。故事虽然发生在寒冷的冬日,但其基调却温暖无比,这盆熊熊的“炉火”由众多细节构成的“木炭”燃烧起来,烤得人心里暖融融的。小说虽然也写及心酸和伤感(如生存在贫困中的刘锦辉、小麦的经历,熊一菲遭遇家庭变故的打击等),但作者并不刻意去浓墨重彩地渲染这种“冷色”,而是更多以“暖色”去包围和融化。作者如此解释:“我不忍心让孩子面对磨难、困苦,但我又不得不按生活的原样书写。生活如此,人生如此,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当大雪飘扬,覆盖一切,世界安详而温馨。既然该经历的必须经历,那么该来临的一定会来临。即使乌云密布,生活也不是乌云,而是天际的一隙亮光。”(《访谈》)阅读《小水的除夕》,能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立意主要在于“亮光”,这可能会有纯化、美化之嫌,会影响小说是否敢于直面现实之不幸甚或人性之复杂的真实感和力度感。若把《小水的除夕》和巴西作家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的代表作《我亲爱的甜橙树》相比,则会发现其差异。虽然二者都写男孩童年时代的经历,都表达对于“温暖”或“温柔”的歌赞,但相形而言,《我亲爱的甜橙树》对现实困境(包括内心世界)的表现更为充分与深透,也正是因为如此,温柔之爱的召唤价值才得以更好的凸显,故事也更感人肺腑。相形而言,《小水的除夕》则可能由于过于重视“亮光”而显得“轻巧”了些吧? 

          不过,这并不说明这部儿童小说没有大的伤怀,大的伤怀其实在小说之外,这可从《后记》里作者的感慨中得以触摸:“我摸着自己问:那个生下来就是12斤、被很多妈妈喂过奶的少年呢?他到哪里去了?”作者表达的也许不只是“那个少年到哪里去了”的个人性伤怀,可能还连带有另一重地域性伤怀——“故乡到哪里去了?”现代人正在不断地失去“故乡”,作者在小说中满含深情地叙写小镇风情、描绘乡村风光,目的是:“既是想通过文字,能保留一些已经飞逝的乡镇镜像,也是为了突出‘故乡’这个概念。生活在今天的孩子,基本上没有‘故乡’了。……故乡不是一个简单的辞藻,是由一个个特别、具体的物象构成的。随着他们长大,他们很难有故乡情结,更不会有难以排遣的乡愁。我不知道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还是心路历程的悲哀。我没有让‘故乡’消失,但我让‘故乡’留驻。”(《访谈》)或许,作者的感慨还隐藏着另一种社会性伤怀——“那个少年时代的世道人心到哪里去了?”作者没有把《后记》中的这种沧桑感写进小说故事里面去,他以一颗缅怀之心去呵护曾经的美好“故乡”,着意于给读者带去爱,带去温暖,带去许多细细碎碎的感动,让那感动的甘霖去滋润人们的心田,也寄寓了他对于善意与美好能够永远延续的深深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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