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王干

　　品味王干 

　　蒋泥 

　　学习生活 

　　王干在《潜京十年》里怀念乡情，他不谈同乡汪曾祺的小说，早在1 982年，他就写出万余字的《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等，似乎已谈足，他要谈的是“向汪曾祺学习生活”。汪老所谓的“生活”，就是烧得一手好菜，本是个美食家，过着平常日子，然后笔下写市井，写近乎平淡的生活，和“大叙事” 无关。可见得王干提议的“学习”，其实是学习一个大于文学的汪曾祺，挖掘的是海上冰山水下的那部分—— 当然，这不能是冰块，而须是真正的“冰山”。 

　　王干的几部随笔集，《潜京十年》《王干随笔选》《静夜思》《灌水时代》等等，便是他“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心得。话题之宽泛、涉议之深入，看似寻常，背后却体现出一个用心生活者的深厚功力。 

　　他说围棋、说麻将、说体育、说古谱、说茶道、说汉字、说电影电视话剧、说各地春秋景象，以及大说特说美食，无一不是生活，无一不需赤诚投入。难得的是，他每一样都能说 

　　出新意，其间有大智慧、大情怀。 

　　譬如麻将，其他的消遣都比不上它的热闹刺激，有无穷多的未知，摸牌、出牌、吃牌、碰牌自然流动，非常随机、相对、偶然。在这里“运气远远胜过智力”，打错了就是打对了，变幻无端，在很多可能性里流动，而最后那个唯一的可能，也得靠“运气”，碰巧就来了，碰不巧永远不来。这接近于我们的生命和历史状态，接近于歌德所说的“上帝的神秘作坊”。它和围棋一样，其运行方式包含着东方人思维的特性，没有大小、好坏之分。对好坏、大小进行认定和确定，大概属于西方式思维，这无疑比较的简洁明快，但没有了麻将与围棋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流动性和相对性。 

　　王干还写他生活过的城市，写北京、写南京、写泰州，写它们的四季，比较它们微细的差别，让我这样的粗人顿感到生活的意义，获知了不少的常识，因着我们都出生泰州，都留恋南京，后来又都在北京“潜” 下，而添了更多的亲切。 

　　我注意到他写北京的“杨胡子”，过去只以为它就是南方的柳絮、杨花，毫不稀奇，王干却把它描摹得有声有色：它“像胡须，黑黝中泛着点青紫色，这胡子慢慢长大，到杨花飞天的时候也就是枝叶绿成一片，北京的春天就姗姗来迟了”。“春在溪头荠菜花”，“北京的春，不在溪头，也不在荠菜花。溪头无水，荠菜花不开。北京的春从哪儿来？从‘杨胡子’ 生长的那一刻开始，一个漫长而迟缓的迎春仪式便开始了”。(《潜京十年·北京的春夏秋冬》)读来很有情趣。但北京的春天有时会杀气腾腾，满城的“黄金甲”，那是刮起了沙尘暴。北京缺水，花开得精神有力，不像南方的花那么软绵绵，那么迷人眼。北京的特产是暖气，南京人享受不到它的好，过冬就只好钻被窝了。 

　　王干写南京则情深，离开一座城市，遥望她，会像处子思恋远地的情人。南京是树城，桥下有水，烟水迷离， 到了秋天，色彩丰富，树叶开始断断续续往下落，最初是梧桐、泡桐，之后是银杏，“金色叶片哗哗地像一阵清脆的童音飘落下来”。还有水杉，“秋风一起，树叶便开始有点红晕，秋风越劲，她的面庞越发通红，红得都让人醉了”(《王干随笔集·闲话南京》)。 

　　电影、电视、话剧，现在离大众的生活最为接近，本来是一个谈不好、说不透的东西，王干却能借助他浑厚的文学理论修养，讲解起来深入浅出。比如大陆着名导演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王干认为它的母本—— 苏童的《妻妾成群》写得很成功，写了四个姨太太的“窝里斗”，以颂莲这个独特叙述视角介入—— 她是局外的、现代的，上过大学，又是个迟到者、姨太太，窥见了大院里的种种罪恶；对女性微妙而复杂的心态，描写得极其细腻而丰富。过去的张艺谋扬长避短，绕开了他不熟悉的南方风情，将小说用镜头处理得非常北方化，但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他延续旧住，虚构一个灯笼的神话，通过点灯、封灯、灭灯、毁灯一连串仪式化的画面，强化民族特性，这却是个“伪民俗”，违背生活真实，冲突就此被简化了，过于直奔主题。这样处理，只能说明张艺谋心目中的观众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让老外对古老的中国“民俗”感到震惊和新奇。问题是我们的本土并无这样的“民俗”(《潜京十年·大红灯笼为谁挂—— 兼析张艺谋的导演倾向》)。 

　　让我大出意外的，则是王干对美食研究之细致周全，读来津津有味，我联想到许多类似的经历。对着他《潜京十年》里私藏的美食地图，我仔细揣摩、回味，实在很难记起除烤鸭以外，北京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美食，因为家母是做菜的高手，吃遍全北京，我也没有发现有几道菜吃起来口味能胜过家母的。我曾怀疑是水土原因，以至于妻子坐月子，家母抽空来京，我忙请她下了厨，一道鱼、红烧鸡端上，依旧是淮扬风味，大快朵颐。我惊叹，问：你这是怎么做的？我们怎么就做不出这味道？到了北京还是头一回吃出家乡味。家母便教起我做菜的技艺，我却是扭过头就忘。真是没有汪曾祺的口福啊! 

　　或许我的脾胃已经适应了家母的味道，有意无意在“排斥”旁人？然而这个道理又说不通， 因为我离家二十年，这二十年难得回去，胃口早该变了，谁知是这么顽固，认定了那风味，做定了淮扬人。所以我家附近新开苏帮菜松鹤楼不久，我连着就去吃过好几回，不过尔尔。王干便推荐东四十条的沪江香满楼，他是那里的常客，他说他们的小吃好过了上海本地的。 

　　我从王干的美食地图上，惊喜地发现了离我家不远的云腾宾馆，那里有我生平最难忘的过桥米线。我几乎每天从它旁边来去，也知道它是云南驻京办，云南的朋友来北京就住在那里，但一直没有朝美食上想，云南的朋友更是从不在那里宴客，要请都在外头，我误以为那里没有诱人之处。前两天便跑了一趟，察看线路，期待今后做它的常客。 

　　我这么痴迷这道“大菜”，是因为2007年去云南蒙自，伍立杨兄专门带着我去吃了最正宗的过桥米线，吃过后再也难忘，回来就找过桥米线，但口味差远了，“米线之迷” 王干却说他在云腾宾馆给自己的胃和舌“找到幸福的家园”(《潜京十年·过桥米线和菜泡饭》)，能不令我垂涎？ 

　　至于烤鸭，那是老北京特色，我懵懵懂懂，最初当学生，从未在意， 以为它就和火车站买一包德州扒鸡那样，啃啃就完了。第一次吃，我的运气比王干好，他是在王府井，l985年，排队近两个小时，旁边有人盯，吃时鸭已凉，油腻腻、软塌塌(《潜京十年·平民烤鸭》)， 印象极差，后来吃亦不可口。我却是1999年，刚刚拿到稿费的余杰同学请客，在北京大学学生餐厅的二楼，虽然都是一帮学生用餐，其他菜都很一般，可它的烤鸭，做工还真考究，我吃后赞不绝口，去过好几回。2002年到圆明园跑了半天， 中午找地方吃饭，突然怀念起北大的烤鸭，就徒步过去，重新过瘾了一把。不过吃多了烤鸭，好像哪里都差不多。即使到全聚德、便宜坊，也没觉得味道有什么特异之处。家母离京时，我曾请她在全聚德吃烤鸭，她却是没有尝出它的好，反觉得一套两三百，太贵，来这儿高消费，真是“没事做”(不值得)。 

　　值得一记的只有20l0年的冬末，《南方周末》的马莉大姐来北京，我们七八人在京尊烤鸭店点了两套烤鸭，那才是脆、嫩、香，热乎乎，入口即化，特招人喜爱，一桌的人夸道，“这里正宗”，卷了一次又一次，很快就把它们消灭了。我们《北京晚报》的赵李红大姐，过后还念念不忘，说这是她吃过的最地道的烤鸭，下次吃烤鸭，咱们还来这里。 

　　文墨世界 

　　有一回和摩罗兄聊天，不知怎么的说到莫言，我说莫言早期有几篇散文很不错，尤其是写哑巴女的那篇，读得我潸然泪下。摩罗惊奇，问：莫言还写散文？对于王干，我们相识虽晚，他又是长辈，认识他之前我仅仅看过他的评论，知道他是位很有成就的评论家，待到有所接触后，我才像摩罗之于莫言惊奇的那样，发现王干居然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随笔。 

　　其实这并不为怪，毕竟评论是“为人作嫁”，散文、随笔却完全属于自己。但是王干的朋友叶兆言私下里传经：六十岁前身体好、神气好，多多写小说，等到哪一天写不动小说时，再写散文、随笔。王干做不到，他是个大忙人，又是个出色的编辑家， 自然没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对付小说，这时散文和随笔恰好填了空。他这些作品，别看篇幅短，文字相对于小说来讲也很少，却一个顶一个，有的文章竟然写了好几年。他说写南京和北京的一年四季，都是好几年才完成。我很少写这一类散文，揣想最好自然是当季写，可以“取现”，或者走出去，主动寻找可写的细节、场景，让内容丰满、真切。 

　　王干善谈，越和他交流，我们发现彼此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趣好。 

　　他喜爱朦胧诗，20世纪80年代就写了《废墟之花—— 朦胧诗的前世今生》，在手上耽搁十多年，一直到2009年才交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走向文坛，则是靠研究朦胧诗起家，二十六岁在《文学评论》发表诗评。我则是中学年代读朦胧诗，二十年后补债，写了数篇有关朦胧诗及其诗人的文章。因此我们对字词都比较敏感，爱读词典。 

　　王干曾说他专门打电话给广州的朋友，请教《大话西游》里的“大话”作何解，却原来就是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含有戏说、搞笑等喜剧元素。通过这个词他还发现，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让人记住的不是情节，它甚至谈不上是一个故事，它的落脚点就在“大话”上，没完没了，许多落在“意义” 以外，没有意义，可能只为逗人发笑，但有时具有杀伤力。王干说唐僧被牛魔王捉住后，对小妖精反复灌输废话，看押他的小妖精受不了，就自杀了。这和“文革” 时期的大字报一样，以看似废话的暴力话语攻击人，豪情万丈，铿锵磅礴，受不了的人都会自杀(《潜京十年·武侠、灌水、大话》)。这是“大话” 的魔力。 

　　我们也都研究、玩味过王朔的新北京话、老舍的旧北京话。由于热爱老舍，王干年轻时就找到老舍的全部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而我写过老舍的传，我们共同认为，老舍的文学地位应该往上拔。他觉得仅次于鲁迅，我认为超过了鲁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无比之欣赏沈从文，他不以为老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20世纪有资格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是沈从文。我和王干却认为老舍的文学成就在沈从文之上。我说自己不喜欢鲁迅的小说，《伤逝》是唯一的例外。鲁迅最好的小说是《伤逝》，那里有他的恋情，深婉沉痛。王干偏偏也很喜爱《伤逝》，并说在台湾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尚不及胡适，排在周作人那样的位置，而老舍则很高。这都是比较新鲜的意见。 

　　对于当代作家，汪曾祺自不用说，他那代人中，能够在文学吏上永远留下来的，大概就只有汪曾祺了。汪的《受戒》，几乎是当代中短篇小说的顶峰。1948年他就发表《鸡鸭名家》，功力和潜力不让他的老师沈从文。20世纪50年代，老舍说他看好的年轻作家只有汪曾祺和林斤澜，不是凭空发言。 

　　我们还共同喜爱刘恒。王干喜欢他的《虚证》，说它对人性和灵魂的拷问，跳出了写实层次，“以一个虚拟的想象去寻找一个朋友死亡的理由，小说采用了层层推理的警探小说方式，去想象模拟一个死亡者生前的言行。但小说又是不确定的，死亡的追踪变成了对人性的追踪，而人性的追踪犹如死亡那样复杂不可测，刘恒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油然而生”(《潜京十年·三X与刘恒》)。 

　　《虚证》的责编岳建一则认为，刘恒最出色的小说是《伏羲伏羲》，下来是《白涡》《狗日的粮食》，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大概《伏羲伏羲》写的是过去，生活经过了沉淀，写法比较传统，接近“古典”；而《白涡》《虚证》等则是写当代，里面的生活尚未沉淀，浮皮之处不少，手法偏新，不够“古典” 吧—— 曹禺评价一部作品好不好，总拿够不够“古典”作标准，我在此借用一下。 

　　王干和我分歧较大的则是如何评价莫言的小说。莫言最出色的小说无疑是中篇小说《红高粱》，我觉得它确实优秀，但缺点也比较明显—— 叙述视角上的前后没有全部照应、缺少统一，支撑主要人物行为的心理也不足信。王干却说前者恰恰是莫言的创新之处。我就请他写出来，可供探讨。因为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莫言的小小失误，修订一下就可解决，无损他的成就和声誉。但究竟是误笔还是创新，那可以公开进行论辩，这个过程，相信能够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障碍。 

　　说到四大古典名着时，王干的一个观点让我吃惊，他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古典名着，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红楼梦》，他认为它算不算古典名着，尚不好定论，还需检验。它完全是王国维、胡适、俞平伯这几个人推出来的。他们指定它是经典，它才成为了经典。这之前，它默默无闻。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意见，感觉有意思，再次鼓动他写出来。因为他跟着来了一句，说以后的四大名着恐怕得这么排：《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庸武侠。 

　　在这里，金庸武侠作为一个整体，被拔到经典的位置。话题的引出就是2011年初，我的新着《金庸的醉侠世界》由东方出版社推出，在书中有一个看法，那就是金庸最好的《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放在《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行列，完全恰当，它唯一不能比的是《红楼梦》，因此“金庸是曹雪芹之后中国小说家第一人”。在某些方面，譬如金庸小说在展示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生活内容的宽广和深度，包括刻画人物的人性与情感深度上，我认为《鹿鼎记》等甚至已超过《红楼梦》。这个看法引起强烈的争议，国内外数不清的报刊、网站进行了报道和转载。我就请王干谈谈他的看法。谁想到某种意义上，他比我走得还远。 

　　王干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带着浓厚的武侠气息，《水浒传》是好汉演义，《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成长史是所有武侠英雄成长的浓缩，而《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关羽、张飞结义本身，就是一种江湖义气，三国争雄和华山争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武侠英雄是超现实的一群精灵，“他们又是以暴易暴、以恐怖制恐怖、以暗杀制暗杀、以陷阱制陷阱的英雄，虽然武侠中的英雄都是和平主义者，都是武功武德双馨的人格神，但他们用暴力代替法律，用个人行为代替政府行为，不论是国外的蝙蝠侠、佐罗和超人，还是中国的黑旋风、孙悟空、令狐冲”(《潜京十年·武侠、灌水与大话》)。 

　　而且金庸武侠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华人世界无人可比。 

　　王干说自己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顿让我有知音之感。因为我一直觉得南京那帮师友都是排挤和不看金庸的，我所尊敬的董健老师和王彬彬兄，就是反对得最为厉害的两位。蓦然有王干同行，今后再到南京，我就不会孤单!并且，有他的正面支持，《金庸的醉侠世界》就不显得个色，起码我们也可以组成一个“独唱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