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王干及中国文学批评之转变

　　郜元宝 

　　想因王干写点什么，或者为王干写点什么，真是久矣夫非止一日了。 

　　王干成名早，差不多“新时期文学”发动后不久就跃上文坛，那时我还在读书，是他的读者。后来认识了，只觉得他太忙，不为别的，总与文学有关，至少也是以文学的名义。王朔说王干是“中国文坛奔走相告派”，这在许多人听来是恶意调侃，我倒觉得是对王干极高的赞许与感谢。文坛像王干这样为文学的每一个进步真诚地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者曾经不少，但一以贯之、虽“失去轰动效应”犹不改悔，王干之外，多乎哉，不多也。现在王干或许也失去了当初那份兴奋，但看他近来评论和大量随笔散文，因为不像往昔那么容易激动，反而对文学有了一种低调的坚定和痴迷。这是真热爱。用疾风劲草岁寒后凋之类旧话形容或过于悲壮，但人的定性，由此也就能看出几分来。 

　　王干文章并非每篇都好，更谈不上字字珠玑，但我爱读，因为他写文章总带着个人对文坛的最新观察，很少炒冷饭，或做一些远离文学的空言高论。我也爱和王干聊文学，因为信息快而多。片刻倾谈，胜过看一大堆沉闷无趣的文章。我一度纳闷，无论个别交流、集体讨论还是大会发言，浑身透着聪明的王干总是很木讷，甚至随时有思维短路之虞。他激动，兴奋，投入，话却不多，说得慢，还挺费力。及至看到他与某次聊天有关的文章，又完全另一副样子，天机骏利，洋洋洒洒。原来他聊天时并未完全委身于谈话，心仍留在阅读感受中出不来。或者说，他一半人在七嘴八舌的聊天语境中，大半个人还沉浸在个体隐秘的依然发热的文学体验里，左拉右扯，自然不会言辞便捷。可说的愈多，愈兴奋，而说的难度也愈高，非行之于文，不能释放其丰富的文学积蓄。 

　　影响王干语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肯倾听，尊重别人的思想，浑然忘记大段阐述自己的主张，甘心用破碎的言辞欢迎和追随别人。比如用“对、对、对”来肯定别人的说法，巩固别人不成熟的构思，鼓励别人充分发挥以免中途卡壳。甚至“对、对、对”也不要，像孩子发现宝藏那样，眼睛雪亮，以手直指前方。这种身体语言是王干在与朋友谈文学时经常使用的。他注重聊天质量，不想霸占话语权，同他聊天特别轻松、过瘾，自己好像无形中也变得聪明起来。 

　　作为一个文学中人，王干的日常存在状态就是如此。当然，还有他的贪玩。这个话题不宜展开，但不妨将他的爱玩理解成特为他所热爱的文学的游戏本性设计的一种天性。 

　　这样一个难得的文学谈话良伴，编辑《钟山》理论版期间，使这家杂志在全国兄弟期刊中成为翘楚，也就不足为怪。九十年代《钟山》发现培养了许多青年评论家，命名、推出了许多热闹一时至今仍被纪念的文学话题和说法，许多均与王干有关。在《钟山》期间，王干更深地介入了九十年代文学，他关注的范围很广，是那个时代真正具有全局眼光的为数不多的批评家之一。与此同时，南京本地一大批青年作家接连冒出来，形成蔚为壮观的“南京青年作家群”。这个群落在全国作家队伍中旗帜鲜明，风格独特，将来的文学史绝对应该大书特书。南京青年作家群的产生和存在方式值得好好研究，我近年指导两位研究生做这个题目，收集了一些材料，但要讲清讲透，为时尚早。王干是该作家群的一份子，又是重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他那时在作协，南京青年作家群的作家大多与作协无关（后来终于酿成轰动一时的“断裂事件”），是自由职业或根本无业的一群怪人。王干跟他们或许并不完全属于一种气类，尽管如此，在他们中间，他还是发挥了通常一个国家级杂志编辑很难发挥的积极作用。我结识韩东，在南京的“半坡村酒吧”和朱文、鲁羊的一面之交，都是通过王干，现场我可以感受到当时王干和他们之间那种完全基于文学的融洽关系。我想，是对文学的共同热爱，以及王干身上本来就有的草根性，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有一次王干和《钟山》编辑部来上海作协小礼堂为王安忆《长恨歌》开研讨会，我注意到他几乎一言未发，始终兴致勃勃地倾听别人发言，恪守编辑的职分。他是《长恨歌》最早的读者之一，有许多独到的想法，但既然是“本刊行动”，就尽量让别人发表意见。这是王干主持《钟山》评论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一年冬天在北京开会，休息时我和陈晓明、张颐武在房间聊天，话题围绕当代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随意展开。王干走进来听了一会儿，就拿出皮夹子，说你们的谈话本刊(《中华文学选刊》)要了，回去赶紧写出来，这是预支稿费!我推测他当年和晓明、颐武等合作，接连在《钟山》打出“后现代”、“解构主义”、“新状态”、“新历史”、“新写实”、“情感零度”、“联网四重奏”等令人应接不暇的旗号，就是用这种趁热打铁、见到就抓的敏捷手法和甘居幕后、不占先机的谦逊态度吧？ 

　　王干制造话题而让别人唱主角，另一个原因是他跟唱主角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这包括文学观点，更联系着认识和谈论文学的方法。王干是评论家，但他的评论不是从理论（或学问）到作品，而是直接从文学中而来，从作品中而来，从对作家贴近的了解而来，从极私人的阅读感受而来，最后也回到文学中去，回到生活中去，并不无限拔高到某个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层面。这样的文学认识需要培养属于自己的语言才能恰好地说出来。王干写过一些大块头理论文章，显示了气魄和学识，但我更喜欢他那众多短平快似乎并不十分用力的点穴式文章，直抒胸臆，摆脱理论纠缠，与读者一起身临其境，近距离触摸当下文学的脉动。 

　　在这方面，王干独树一帜。他把自己的一本评论集命名为《南方的文体》，大意是说他刻意追求南方的滋润、灵动、平易、丰满。苏童那时也在大张旗鼓打造文学的南方，人们很容易把文学的南方和批评的南方混同起来。其实二者有联系，也有分别。王干理想中的批评的南方是中国批评史上不绝如缕的传统，重实践，重感悟，重批评文体与同时代文学中最有生气的语言精神的吻合，避免远离文学高于文学的隔膜的高头讲章—— 对我们来说，就是远离来自域外而与本土文学语境尚未很好结合的生吞活剥的理论话语（后者对文学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给予我们的灵感启悟）。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高于文学的批评话语犹如一个神圣家族，始终引导着批评界主流。与此同时，许多非学院派作家、编辑出身的批评家也一直有意识地反抗这种主流，二者构成有趣的张力。王干的南方批评就属于这种张力结构中本土及传统的那一面。 

　　王干家乡，历史上出过词人秦少游、小说家施耐庵、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当代则有继承光大高邮文脉而被王干戏称为“等于文学”的汪曾祺。王干自述他的文学经历从崇拜汪曾祺开始，在他的当代文学神龛中时常供奉着这位已逝的长者。而他以崇拜心理接近的岂止汪老一人，但凡有一点才气的作家，王干皆以敬畏仰慕的眼光追随过，其中北方的王蒙、南方以汪曾祺为代表后来加上苏童、叶兆言、韩东、朱文等的江苏作家群，更是他关注的焦点。他的批评，就是在对这些作家实际接触和喜爱中产生，自然与那些学院派有所不同。王干后来又把南方批评比作水中之鱼，说南方批评的本质就是始终在文学之中，犹如鱼离不开水。他进一步说，这种鱼水关系并不意味着批评绝对依赖文学创作；相对于生活，创作也是鱼。批评既在文学的小河游泳，更在生活的长江大海翻腾。文学所有的，批评一样不缺少（见王干《灌水时代·自序》）。 

　　这是用形象比喻之法对批评的最好定位。而好用比喻，正是王干批评话语不断自我孳乳的秘诀。尽管一段时期，他曾经迷恋过泊来的现成概念，但他很快就告别了这种非生产性和依赖性概念操作，离开僵化强制的概念轨道，散步于生活本身漫无涯际的词语的田野山林，在那里欢快地采撷合用的词语，锻造心中成熟的意象。 

　　比如，他说范小青小说“洗褪了那种哲学的思辨的推理的色彩，在反璞归真中呈现生活的实相。在她的近作中，意义的堤岸被现象之流淹没”。他认为读苏童的小说是“情感的一次还乡”，“苏童小说里的‘我’乃是一种梦幻，是童年留在海滩上的浸满了海水的透明的脚印，是夏日夜空中繁星映现在瞳孔之中的星光，是仰卧在牛背上吹出的牧笛的余音，我们可以感受它的存在，却不能用文字简单地传达”。他称卫慧、棉棉、赵波为“海上三巫””，将九十年代城市小说概括为“老、女、游、金”四字，这都是比喻之辞。通常一譬既立，就是一个认识成果的完形，额外的解释反而添乱—一谜语一样至今尚未解开的“新状态”的命名，就是如此。“新状态”人所共喻，大家心知其意，却又觉得并非圆满的概念，于是这说那说结果成为一笔糊涂账。但尽管如此，“新状态”还竖在那里，傲视着理智的无力。这是比喻的自足性。王干深知此中三昧，就连解释自己的批评，他所使用的还是比喻。比如他这样解释自己对女性作家的分析之所以不能完全苟同女权主义立场的理由：“我的本意并无歧视女作家的企图，但既然我是一个男性，必操男性话语，想压低公鸡嗓子说雌语也不像。”王干的比喻当然不只是肯定，分析作家缺点，比喻的妙用照样是他的杀手锏：“朱文小说中常出现的随意性因为把握不住‘飞’的冲动而失之过分，他在躲避生活的沉重的同时，也会同时丧失生活的厚实，很容易滑向浮泛和贫乏。” 

　　比喻是以此喻彼，以近喻远，以实喻虚，以少喻多，以为人所把握的事物暗指早已存在却尚未被人通晓的事物。只是暗示，不画等号，故能揭示两者(喻体本体)的同一、相似、联系，又保留它们的差异不被抹煞，既收语言命名之功，又避免遮蔽之害。或者说，将语言的遮蔽转为敞开，叫事物在语言中既遮蔽着又敞开着走向我们。用这种方式谈文学正是中国批评的传统。其缺点是太富于游戏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因时空限制而窒息在过于狭窄的具象中出不来，尤其无力把握跨文化跨语言的某些人类共通性问题。善用比喻的王干也难免这些局限。但其精髓在于：不把文学之鱼提出水面拿到实验室来解剖，而是像庄子和惠施两个冤家那样，闲闲地站在桥头，讨论各自对水中游鱼的观感，谁也别想征服谁。 

　　这种批评经验，八十年代我们多么熟悉，今天似乎已成绝响。但王干万变不离其宗，一如既往地走在这条批评的道路上，或者说，一如既往地行走在中国生活的地面上。 

　　在比喻中，批评的神思游动不歇。离开比喻，批评就凝固。王干也是游动的，他必须不断变化。他本来就很顽劣，选择了南方文体就显得更顽劣了。李陀曾追问“昔日顽童今何在？”这是就创作而言，很引起一阵附和。但人们似乎尚未意识到：在博士如鲫、论文如潮、专着如山、规范如法的整齐划一时代，批评界是否就要个个仰着脸做大师，再也不需要王干这样不遵规矩、难中绳墨的文学顽童了呢？ 

　　中国批评无疑正处于转变关头，不再像往昔那样活跃的批评家王干的身影彷佛也有点模糊起来；惟其如此，我才更想从他身上凝视中国批评转变的轨迹。 

　　八十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坛的被称为批评家的一群人物，我最有感觉的还是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出生的那一代批评家中的某些“异数”。为避重复，斗胆抄录一段旧文： 

　　“君不见，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繁盛之际起于草莽的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批评家们而今安在哉？他们的消失并非因为懒惰，或江郎才尽，或甘愿放弃，或有什么更好的职业吸引他们，多半还是因为在文化体制转轨过程中他们没有被及时吸收到相对有保障的高校或同样由国家保护的文联作协社科院之类研究机关。除了少数特别机灵的在文学大厦倾覆之际及时抽身，侥幸逃到高校和研究机关之外，大多数如今已经成了弹尽粮绝、失去番号建制、布不成阵势、最终不被承认的批评界的散兵游勇：或者干脆叫作八十年代文学会战中冲在最前面的文学与批评的炮灰。他们当然很难坚持下去，只能就地解散。 

　　这些炮灰和散兵游勇提醒那些侥幸生还者改弦易辙，迅速将实用主义原则引人批评。昔日同伴的悲惨命运给了他们再生动不过的教育。 

　　但另一面，这些和八十年代文学潮汐同起同落的草莽批评家的消失也预示了中国批评在新世纪的一种发展趋向：中国批评将日益学院化和体制化，自发的批评将很难进入高层文化领域，中国批评将越来越成为欧美新生理论的演练场，中国年轻的学院批评家们将越来越丧失那种在八十年代批评中相对比较发达的对本土文学的本能反应和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 

　　当我提到“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繁盛之际起于草莽的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批评家”时，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当我说他们是“弹尽粮绝、失去番号建制、布不成阵势、最终不被承认的批评界的散兵游勇：或者干脆叫做八十年代文学会战中冲在最前面的文学与批评的炮灰”时，心中翻涌着许多惋惜和同情；而当我认为“这些和八十年代文学潮汐同起同落的草莽批评家的消失也预示了中国批评在新世纪的一种发展趋向：中国批评将日益学院化和体制化，自发的批评将很难进入高层文化领域，中国批评将越来越成为欧美新生理论的演练场，中国年轻的学院批评家们将越来越丧失那种在八十年代批评中相对比较发达的对本土文学的本能反应和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时，又怀着太多的无奈。 

　　写这段文字，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干。曾几何时，中国文坛缺了王干就缺了一份热闹，但文坛热闹的过去是否也意味着王干的过时呢？不尽然。属于那群“草莽英雄”的昔日批评家，也有并未完全成为炮灰，到了新世纪凭借对文学顽强的热爱卷土重来的，比如李庆西、程德培、吴亮等。至于王干，他自始就未曾中断过批评，就像一条从里下河孵出的鱼从来就不曾离开过水。我对他们的惋惜，后来证明是自作多情，应该转为敬佩才对。 

　　王干近年批评文字多与文化有关，继文学评论集《世纪末的突围》、《南方的文体》、《朦胧诗论集》、《边缘与暧昧》之后，又推出文化评论集《灌水时代》、《赵薇的大眼睛》。但王干并没有落人“文化研究”圈套。他谈文学时就很不老实，在他眼里，文学是多面的，本来就和文化息息相关。由文学而文化，或者由文化而文学，十分自然，不用聒噪。他一边谈文学，一边谈围棋，谈足球，谈无厘头电影，谈切·格瓦拉，谈武侠，谈麻将，谈中国电影的“人妖”现象，谈女权主义和女性文学，谈犹太复国主义，谈“赵薇的大眼睛”（后来张颐武兄好像受此启发又推广到谈章子怡的大眼睛或章子怡的目光？）。这些文章看不到“文化研究”的虚张声势，只有文学批评家王干一贯的机智、热情和随意抛撒的比喻的花叶。在文学欠收期，这对他无疑是一种解放，一种精力才华的保存与转移。 

　　王干还有《静夜思》、《青春的忧郁》和《另一种心情》等可读性很强的散文随笔，不是那种拿过别人的题目随意敷衍的“赋得式”，而是和本行相关的有感而发，就是说，和文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可以负责地向关心文学的读者推荐王干文学随笔《王蒙学习宽容》、《向老舍学习说话》、《向汪曾祺学习生活》、《向鲁迅学习爱》。他谈这些老作家，也是谈自己，谈自己伴随中国文学心灵成长的历史。王干的文学评论、文化批评和散文随笔，尽管主题有侧重，文体有分工，彼此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语言方式和智慧形态上相通之处甚多，视为广义的杂文，也未尝不可。 

　　王干正是以这种不断变化不断拓展的文体实践贴紧脚下的生活。 

　　从王干执笔为文开始，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九个年头。在文学圈里打转，我们都获得了一些什么，又失去了一些什么。获得的并不都是好东西，失去的并不都是理所当然。在不同语境中我们都成了王蒙所说的“杂色”。荣耀与羞辱相连，意义与虚空同在，亏欠与感谢共存，理解和误解掺杂，正经与荒诞交替，严肃与顽劣互诘，谣言与真相抵消。世界无比多彩，内心却往往荒芜得可怜。但我们还可以彼此询问：同是“杂色”甚至更加“杂色”的我们还能像王蒙笔下的曹千里那样，鼓舞余勇，再一次纵马奔驰到绿草繁茂的夏季牧场吗？还能被造清洁的心，重塑正直的灵吗？ 

　　如今写作有许多重要问题，但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曾在《钟山》与王干同事过的苏童说，王干一直在“转身”，从高邮县政府到北京《文艺报》，从《文艺报》到南京作协《钟山》杂志，而今又回到北京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始终奋战在文学生产第一线。不管他在哪里，我们都很少联系，对他近况更所知甚少。但同在文学中，一起经历和感受着时代的变幻，何时遇见，不须铺垫，立马就能聊起文学来。本文不算王干评论或王干研究，尽管批评家王干很值得研究，但那应该在别的场合用更合适的方式。据说八月份一些文友在泰州为他搞了一个题为“王干与里下河文学”的研讨会，不知盛况如何。现在只想借这廉价的还债性文字，印证我们之间因文学结下的不必相濡以沫暗室分金但可相忘于湖海的友情，并给他捎去一个老友的衷心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