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2期

　　       在微信里陆陆续续读到李敬泽的许多辨别不出什么文体的文章，便生出了许许多多的遐想：从文体的大类上来说它可以归类为广义的散文，而从近代以来的文体细分而言，它们既有小说的元素，又有诗（这里的诗是指富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层面上的“诗学”）丰富蕴涵。是在虚构与非虚构文体之间游弋抒情的篇章，其审美的意境叠出。但是我更是将它看作一种改变陈腐评论机制的一次文体变革，让陷于“八股”的评论和批评被文体和语言的美学力量所击溃。正如敬泽所言：“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散文’是文化中的一个‘变量’，也许需要对‘变量’的探索，这种探索我宁可像法国人那样称之为‘写作’ , 在这个动作中我们实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不是我们必须如此书写，而是我们可能怎样书写？就像文体秩序尚未形成，世界混沌未开我们可以像庄子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对庄子来说，那是天真，对我们来说则是深思熟虑的冒险。”回到古典的除“诗”以外的“文”的原始状态，也许就是拯救我们“大散文”和评论文类的良方。

　　       何平以一万多言的评论全面深刻地评价了李敬泽的作品价值，其中谈到文学史变迁时强调散文的“任性自由” : “如果以《新青年》的‘随感录’为起点，现代散文一百年，其实是有一个任性自由的破局开端。”是的，从李敬泽开始，我们“文体的破局”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破局的开端”也应该到来了。

　　        我一直是把敬泽的这类文字当作哲思的散文评论来读的，其中许多地方会会心一笑，因为那种文字会给你产生无尽的遐想，这种由于内容的哲思所留下来的艺术空间往往可以让读者，尤其是文坛中人在描写域中获得审美的快感，以至于有一次我在微信里情不自禁地抱怨作者不应该点出具体的作家作品，而将遐想的空间缩小，作者的放逐，却让读者的思绪受限。

　　      因为我喜欢这些文字背后隐在的历史沧桑和人生况味！

　　己亥年二月二龙抬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