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
江苏作家网讯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西方的非虚构写作，自80年代在中国引发讨论和尝试，直到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后终于“出圈”，并至今方兴未艾。2022年11月24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鲁敏以及40多位作家、批评家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出席论坛，围绕“虚构与非虚构：现实关怀与文体创新”展开研讨。丁捷主持论坛开幕式。
徐宁
徐宁在开幕式上讲话中表达了对论坛的期待，希望评论家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学，构建中国话语，抵达中国深度，不断推进观念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真正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汪兴国
汪兴国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的设立举办情况。作为江苏文学“扬子江”系列品牌活动之一，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已连续举办五届，在国内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尽情分享自己深度的思考、独特的见解和睿智的眼光，为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江苏文学未来发展的路径探索、题材创新带来新的思考与启迪。
李敬泽
作为中国非虚构文学发起人和倡导者之一，李敬泽以视频形式发表致辞。李敬泽提示，关于非虚构的讨论往往涉及真实的问题，非虚构能够占有更多真实似乎变成不证自明的事，但真实是和人的认知结构密切相关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知觉结构和认知结构与现实世界遭遇的结果。“抽象地谈论哪一个更真实，其实意义不大。真正的问题在于非虚构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认知结构的调整，为什么这种调整能够有助于把握纷繁复杂、急剧变化的现实。”
丁捷
丁帆
本届论坛分三个阶段进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丁帆，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彬彬分别主持，苏州大学教授季进、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担任评议专家。与会专家围绕虚构与非虚构——或主张分离或努力交融，或视野向外或立足本土，或作为技术调整或作为独立文体，或关注审美范式或看重精神指向——诸多对峙观点环绕“现实”“真实”“文学”等中心概念来回转动，反复论辩。如丁帆所说，对虚构与非虚构的学理性界定还有很大分歧，但冲撞才能激发更多思考，推动虚构与非虚构不断完善。
分化与交融：理论界的界定努力与创作者的融合探索
王彬彬
杨庆祥
王春林
孟繁华
韩松刚
朱辉
论坛一开始，王彬彬即抛出概念界定的命题，并基于自己的观察研究，试图以“现实性、亲历性、见证性、个人性、文学性”来圈定非虚构文学的大致特征，他将时间久远的历史性写作和纯粹依靠查阅文献的资料性写作从中剥离出来，转而强调叙述者个人的亲身体验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王彬彬的这一观点在讨论中不时被征引，与会专家或认同、或质疑、或修正、或深化，显示出为非虚构文学“赋形”的浓厚兴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认为这里的现实性“应该是能够反应时代精神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强调非虚构写作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做严格的社会学调查。“亲历性是否构成非虚构文学的必然特征？”在《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看来，阿来的《瞻对》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没有亲历性，但仍是重要的非虚构文本，他转而以“个人性、批评性、文学性”来认定非虚构文学。王春林认为，与当下以主题创作和国家叙事为特征的报告文学相比，非虚构常常是“跨界写作或客串写作”，个人性书写特征明显。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也将非虚构文学与报告文学对置研究，但相应指出的则是非虚构文学“客观性大于主体性，对社会问题的呈现揭示大于个人冥想”——似乎又与王春林强调的个人性构成了对立，但前者指向非虚构的写作伦理，而后者强调的是创作主体层面。
“非虚构写作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并不排斥个体性，个人性的非虚构书写指向的也是社会性意义。”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主张以社会性意义替换对社会性事实的强调，并在此以外将行动的自主性，文本的反思性，语言、主体、文体的交互性也作为辨识非虚构的核心特征。
省作协副主席、《雨花》主编朱辉是论坛上为数不多对概念界定表现出兴趣的小说家，他赞同将“亲历性、个人性、文学性”作为非虚构的核心特征。
诸多界定努力大体环绕价值关怀、操作技法、创作主体、文学品格等层面，其中，现实性和批判性所隐含的现实关怀，以及亲历性和个人性所揭示的叙述者在重构事件中的重要性——在讨论中得到了大致而不完全的共识。
张清华
孙频
鲁敏
李洱
徐则臣
与批评家努力为非虚构文学勾勒面目形成对照，大多数与会作家对非虚构的兴趣滑动在与之平行的另一轨道，重点关注如何从中萃取“为我所用”的写作策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注意到诗歌写作中非虚构元素的加入，如于坚的《零档案》、杨键的《哭庙》，以及西川和吉狄马加关于疫情的诗歌。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孙频自述在小说中会嵌入非虚构的副文本，并习惯写作之前做充分的田野调查。鲁敏更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归纳小说对于非虚构元素的运用技法：一种以余华的《第七天》《兄弟》、阿来的《云中记》等为代表的镶嵌式，在文本中嵌入读者熟悉的现实片段；一种以叶兆言的《刻骨铭心》、迟子建的《伪满洲国》、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等为代表的长廊式，将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以亮眼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以王安忆的《天香》、李洱的《应物兄》等为代表的如盐入水式，把非虚构素材不着痕迹地融入到虚构长文。这些运用带来了虚实依偎、虚实倒挂、仿生与服务等新的文体效果。被鲁敏提到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洱更直接表明，《应物兄》是“用非虚构形式完成的虚构作品”，“马尔克斯多次提到，写一部小说所读的书、所查的资料应该附在小说后面，素材的来源字数上至少要和正文部分相等。”
作家与批评家平行空间式的指向交错，潜藏着对“非虚构”进行概念界定的合法性问题：批评家的界定努力是否只是出于研究惯性？甚至是给文学实践“人为设障”？杨庆祥以80年代昙花一现的纪实文学作对照，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要将非虚构作为文体概念存留下来，就有必要划定大致的边界，否则不仅导致理论生产能力偏弱，也将产生大量不合格的非虚构文本。《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也结合国内非虚构写作现状提出，文体意识不清晰，可能导致了目前作家的实践和写作愿望不强烈。
王尧
何向阳
洪治纲
但即便在批评家中间，是否要将非虚构建立为独立文体依然存在分歧。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就倾向于“将虚构和非虚构看作方法，而不是两大门类”，可能对于写作更有意义。原因是虚构和非虚构存在大量实际性交叉，何为散文真实？历史场景想象是否为虚构？金克木的《难忘的影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自传体文本都存在虚构和非虚构交叉现象。
事实上，也有作家开始进入“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列举了罗伟章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贾平凹的《定西笔记》等小说家的非虚构作品，认为跨界创作正带来虚构和非虚构内部的美学倾向和固有特征被打破。“两者双向流动，共融出一种新的美学方式。”
同样在审美范式层面，杭州师范大学洪治纲指出，亲历者、书写者、反思者等非虚构创作主体的身份多元性，维护了非虚构共情与共理并重的特征，并以此挑战了现代文学以文学自律性为突出特点的审美表达机制，或许能为文学的革新提供突破性方向。
舶来与内生：中国式非虚构的缘起和发展
论坛的另一显着分歧在于：一面是研究界反对非虚构概念的无限泛化，一面是多位期刊编辑担心非虚构文学越走越窄。
“当初我们设想的非虚构概念其实挺宽阔的”，参与发起《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的徐则臣回忆，专栏设立初衷想要对接的其实是《冷血》《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凡人》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典非虚构文学传统。但概念走窄后，尤其对现实关怀作了狭隘化理解，很多写作变成底层苦难的单纯罗列，“我们现在对非虚构写作要求还是偏低些。”
叶子
姚苏平
孙甘露
黄发有
何言宏
季进
丁晓原
何同彬
表面看来，现场似乎在往两个方向同时使力：写作门类层面，南京大学副教授叶子提示不应忘记旅行文本这一重要门类，并以大头马的《东游西荡》为例，阐释其如何突破目的性明确的旅行文本书写传统，从而构成了新旧非虚构写作的某种对话；江苏省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姚苏平提示关注儿童领域的非虚构创作，强调儿童文学不应是泛道德主义和对权力与市场的双重应和，应集聚艺术表现力呈现儿童的群体形象和个人特质；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提出从批评文本反观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认为批评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文体意识，很多批评文本溢出了传统的批评写作范畴，可以当成非虚构作品来读。文学史层面，山东大学教授、山东作协主席黄发有提及9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则提醒要注意总结和吸纳以往的报告文学和见证文学的经验传统。
多位专家不得不以“广义”“狭义”之分将两种努力同时纳入视野：季进指出，“广义来讲，凡是虚构以外的写作，都可以称之为非虚构写作；狭义来讲，非虚构写作主要指回应知识传播或揭示社会现实的文本”。
这一分歧背后隐含着以下问题:一是尽管非虚构概念源起国外，但在中国经历“在地化”过程后，东西方关于非虚构的认识不完全一致；二是非虚构不完全局限于文学圈，而是席卷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和网络媒体平台，产生了非虚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等诸多交叉概念。
“说到资料性写作算不算非虚构，其实在西方，资料性写作反而是典型的非虚构。”李洱组织和整理过中国现代文学馆关于非虚构问题的相关讨论，“美国奖项中所列的非虚构作品，人物传记和历史考证是很大的一块。”
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丁晓原对美国的非虚构做过深入研究，他特别提到，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非虚构，倡导以小说手法进行新闻写作，完整命名其实是“非虚构小说”；而当前美国已经告别了小说的非虚构，走向了非小说的非虚构，并在整体文学创作中占比很大。从世界视野来看，非虚构至少包含叙事方式、图书分类方式、写作方式和精神指向等四个基本意向。
另一方面，韩松刚提示2015-2016年微信微博的高度发达推起了整个社会层面的非虚构热潮。媒体平台之外，黄发有大量阅读过社科领域的田野调查，并以《我的凉山兄弟》《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跨越边界的社区》等为例，希望非虚构文学从中汲取经验，选取合适的点位深度介入，深入思考。
《扬子江文学评论》今年第四期开设“非虚构研究专辑”。《扬子江文学评论》执行副主编何同彬介绍，专辑涵盖的学科、职业背景超出文学圈，后面附录的“非虚构大事记”在时间线上回溯到了80年代的非虚构讨论，在写作圈层上外拓至媒体栏目的非虚构书写，“初衷就是希望让大家的讨论更丰富。”
何平
吴俊
何平的发言将讨论再次拉回另一方向。在他看来，讨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必须与其兴起的时空维度关联起来。“现在非虚构无边扩容，所有非小说的东西全部变成了非虚构，这样会丧失非虚构概念提出背后尖锐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何平从现实关怀角度重建了对非虚构进行概念界定的合法性，强调非虚构是价值立场问题，而非仅仅关乎技术、方法和审美范式。孟繁华也结合《龙袍》《梁庄》等作品，将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作为非虚构区分于以往虚构和纪实文学的界桩。
“在中国语境重新定义非虚构，我觉得不需要走太科学化的道路，用经验性的模糊定义就可以了。”在此之外，南京大学教授吴俊认同“重大事件对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是有支撑作用的”。
虚构与真实：再谈文体创新与现实关怀
由此，关于虚构与非虚构讨论的诸多分歧似乎又回归到“现实”的轴心。
沈杏培
潘凯雄
张光芒
路内
叶舟
乔叶
“我们面临怎样的时代现实？”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杏培看来，全球化的融合、民族化的发展、新冠疫情的渗透和治理是考察当下中国现实不可忽略的角度，相应地在描述和阐释时代现实时则充满了困惑、矛盾和不确定性。由此，沈杏培建议建立关于当下时代的“考现”文学，并将虚构和非虚构视为呈现现实的叙事手段纳入其中。
具体哪些时代因素呼唤非虚构写作出场？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裁潘凯雄剖析了近年的主题书写，指出很多作品在文体上“特别不讲究”，一部分看上去注重文体创新的，现实关怀又比较稀薄。
文体变革与现实关怀是驱动非虚构兴起的两大动因。张光芒以长篇小说为例对照说明了其间的关联。由于背负古典章回体长篇小说和现代通俗长篇小说的双重传统，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遭遇艰难的革新问题，但无论是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或最终以中篇面世的《韦护》——草创期的长篇小说均有明显的非虚构写作原型。
“小说写作几乎就是在现实关怀和文体创新的框架之内展开的。”在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路内看来，非虚构和虚构的深层关涉系于写作者的范本架构问题。他注意到，当下部分青年作家的小说，已经没有之前文艺青年的范式结构，转而使用西方的人类学观察方法，“年轻作家获得了泛文化意义上的创新，这是集体行为。他们所遭遇的现实也同样是集体式的。”
但非虚构是否真的占有“现实”优势？甘肃省作协主席叶舟结合自己担任都市报新闻主编的经历提出，即使看起来真实的新闻，由于难以做到对人性和现实的深入挖掘，反而不如文学真实。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乔叶以《拆楼记》《盖楼记》参与了《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写作，初衷是“想用小说化的技巧和非虚构的题材来优化我想传达的真实感”，她认为“呈现出来是真实还是虚假，说到底要看作家的力量，非虚构和虚构都需要真。”孙频也表明自己的创作观念是“小说应该让假的东西看起来比真的还要真实。”
朱晓进
王晖
臧晴
徐可
此外，非虚构的兴盛也与读者对“现实”的渴求紧密相关。现场关注到接受美学问题的是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和苏州大学副教授臧晴。王晖认为，可以从作家的写真意识、文本再现的事真程度和读者接受的真实感效果三个层面将非虚构划分为完全非虚构、不完全非虚构和仿非虚构。在朱晓进看来，作品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其潜在价值，文学作品要震响共鸣的心弦，就要对读者多层次的现实关切作出回应。臧晴进一步提出，作者与读者的共鸣体现在现实关切上，但需要通过“作品的审美和情感方式来加持其社会意义，这其实考量创作者怎样在真实与想象、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来回奔赴。”
诸多讨论已然呈现出“现实”“真实”等多个概念层次的暧昧与纠缠。何言宏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历史之真和诗学之真作出辨析；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区分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概念，提出虚构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转化的中介，并以梁鸿的《梁庄》为例，指出作家将多个人物故事曲折地影射在一个人身上，其实也“没有严格遵循真人真事的写法”。
推崇“真”的同时，论坛对虚构和想象的重要性也保持着等量关注。王彬彬开始发言就强调，非虚构是与现实性对应的，非虚构不是与想象力对立的。
谢有顺
丛治辰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指出，在技术统治时代，整个社会都在迷信确定性知识，因此借由看起来不确定的、个体的、审美的、虚构的力量来解构和重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是文学、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尤其现在，即使现实也包括虚拟部分，关于现实本身的认识装置也要重新定义。“为什么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是认识装置，是文学很宝贵的东西。
谢有顺的论述将虚构与想象的重要性由写作范式上升到认识论甚至本体论层面，这一观点在现场不无回响：王彬彬认为非虚构写作也有细节，细节写的是记忆，而记忆本身就有主观性；孟繁华提出，“虚构与非虚构本质上都是虚构”，非虚构也是一种结构，有结构就有虚构；多位专家强调，即使被预设为真实的历史、新闻、现实事件也不那么“真实”。
反过来看，虚构的普遍存在似乎提示着真实的难以通达。在非虚构为文学注入现实关怀的同时，虚构所彰显的文体修辞和“诗学之真”，似乎也在提醒非虚构不要对“真实”作表面理解。
“‘构’这个主观因素，就意味着所有的书写都有虚构性”，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更关注非虚构产生兴起的历史动机能够为今天的书写提供怎样的启发。他将《人民文学》发起非虚构写作的初衷理解为“行动起来”，“我更愿意把非虚构这个词拆开，‘虚构’意味着构的一面，作者在行动中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和对世界的独立思考；再把‘非’单独拿出来，提示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和思维惰性、写作惯性保持距离。”
毕飞宇
“虚构与非虚构其实是二律背反的关系。”毕飞宇在总结发言时谈到，“作为写作的人每天面临的问题是修辞的问题，修辞就不可避免着面临修辞的极限问题。某种修辞方法抵达极限之后你怎么办？你有的时候反而只能是反过来走。当虚构到一定地步，无法去完成的时候，也许帮助你的是非虚构，当你的非虚构抵达到无法完成的时候，帮助你的很可能是虚构。”关于该议题，毕飞宇提及温克尔曼的古希腊研究对自己启发很大，拿古希腊雕塑来说，“希腊人对人体的非虚构其实都是假的，他们要表达的不是张大爷和王二娘，他们要表达的是神”，但他们采取人的方式，以人的观察和人的非虚构进行了神的想象和神的虚构。（文/俞丽云；图/于邦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