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冯澄如先生（1896——1968）是中国生物科学绘画的创始人。这是一门寂寞的坐冷板凳艺术，但也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它横跨科学与美术。
今年春节刚过，我意外地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给我来电话的是一位声音轻柔的中年女性，她是中科院植物所的画师李爱莉，中国植物科学画的第四代传人。我想起来了，几个月前，她曾经在我的新浪博客里留过言。在李爱莉的学术交往圈子中，她曾经遇到了国外生物科学画界的一些同行，其中有些人很想知道这个画种在中国开创和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一位美国的学者甚至直接对我的外祖父冯澄如产生过很大的兴趣，但却苦于冯澄如留下的历史文献资料太少，他们的探索研究无从下手。冯澄如的后人是谁？他们都在哪里？李爱莉一直在帮这位美国学者找寻。忽然有一天，她在中科院云南植物所一位同僚的新浪博客里看到了我对博主的一篇关于“植物科学画是正在消逝的艺术”的文章做的点评，在这个点评中，我明确地表达了这门艺术不会消逝的观点，并说明了自己就是冯澄如的外孙女。看到这则点评，李爱莉如获至宝，当即来到我的博客里留言联系我，不久，我们互换了联系方式。
这个电话中，李爱莉告知我；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今年将在中国的深圳仙湖植物园召开，时间是7月24日，国际植物学大会每六年才举办一次。这届大会有两个第一次，一是中国第一次承办这样的大会，再一个是这样的大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为了取得这次大会的圆满成功，大会组委会做了精心策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大会期间，将在深圳举办一场为期六天的中外植物科学画展。
与以往国内举办过的植物科学画展不同的是，此次画展将对中国百年植物科学画的发展史增添一项回顾展。展厅中除了当代中外优秀植物科学画家的作品，还将设立一个历史展位，这个画种在中国的创始人冯澄如的画作、生平简介及其历史功绩将会放在历史展的首要位置！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画展筹备方需要得到我的帮助。
在感谢李爱莉的同时，我对这个电话的第一感觉是：他们找对了人！虽然我的外祖父有五儿三女，且第三代的孙儿孙女、外孙外孙女加在一起更多达十八人，但在外祖父的晚年，唯有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从我绕膝记事起到一九六八年文革中他含冤辞世，我和外祖父母在一起整整生活了十四个年头。那时候，外祖父已身无分文，靠子女寄来的微薄生活费维持生计。记得那时候的夏天，外公总是穿一件背上尽是小窟窿的老头衫，冬天外出散步的时候穿一件补过很多次的旧棉袍子，脖子上是一条纱线针织的围巾，唯有头上戴的一顶掉了毛的狐皮帽子还能让人看出他曾有过的殷实与富足。但他的精神始终是充实乐观的，他时常唱念唐诗宋词，写作并不断修改他用毕生心血凝成的专着——《生物绘图法》，给我和我的妹妹检查家庭作业，有时候向隔壁的一位画家讨来一两张宣纸，也挥毫泼墨作画……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应该会在虽不富裕，倒也算平静的天伦之乐中安享晚年。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断送了他生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点尊严与空间，他不服北京中科院植物所追到南京来的造反派给他扣上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留下一纸《我一生清白》的遗书后，吞服下几十粒安眠药含冤辞世。
时至今日，我已经到了做奶奶的年龄，但外祖父去世那天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似乎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内心百般疑惑的我一直盼望着这个世界对外公能有个正确的说法！这个希望终于在外公去世的十年后盼来了。记得那是1978年，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先生的纪实作品《生命之树常绿》，这是写亚热带植物学家蔡希陶的，文章中提到的两位中国植物学界的泰斗胡先骕和陈焕镛对我来说如雷贯耳，我外祖父活着的时候经常对我说起他们。我把这篇文章读给了我外祖母听，外祖母说，当年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蔡希陶曾经是我外公的一个年轻的同事，他应该算是胡先骕的学生；而华南植物所的创办人陈焕镛和外祖父母的关系更近，他是我大舅冯钟元的岳父。他们都没问题了，我外祖父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与外祖父平反昭雪的同时，中国迎来了科学与艺术的的春天。1979年以后，伴随着中国植物学会下辖的全国植物科学画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和冯橙如的长子冯钟元（第二代植物科学画领衔人物，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出任首届委员会主席，民国时期在生物科学界流传一时的“唐家的鸟儿，冯家的画”的说法又被传媒界提了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大自然》等报刊先后刊出了配有彩图的专文《冯家的画》和对冯钟元、冯钟琪（冯澄如的亲侄子，动物科学画家，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冯晋庸（冯澄如的远房侄子、中科院北京植物所高级工程师，植物科学画家）等冯家科学画第二代传人的专访。由我的外祖父冯澄如所开创的生物科学画这一冷僻的画种终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在他的第二代、第三代传人手上兴盛起来。
现如今，第二代画师都已进入了耄耋之年，有的已经离开人世。
在生物科学画的继承发展中，伴随着颜料、印刷、电扫描、电子显微、电脑、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的进步，中国出现了曾孝廉（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科学画家，高级工程师）、李爱莉这样优秀的第三代、第四代植物科学画家，较之前辈画师，他们的作品科学表现力更精湛，艺术感染力更高超，他们在国际同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今年即将在深圳仙湖植物园召开的世界植物学大会中的植物科学画展的评审筹备工作，已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他们没有忘记近一个世纪之前，这一画种的中国开创人冯澄如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也没有忘记他们直接师从的冯钟元、冯晋庸、冯明华（冯澄如的长女，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海藻科学画家，高级工程师）等承前启后的第二代画师，更没有忘记这一画种正在他们的手上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深圳仙湖植物园的这届植物科学画展的中国展厅里，既有百年回顾展——冯澄如的生平介绍和作品，“冯家的画”第二代画家冯钟元、冯晋庸、冯明华等先生的作品，也有第三代第四代画师的鼎力之作；同时还有一批80后、90后年轻画家的新作，他们中有的还是美术学院或高校生物、园林等专业的在校学生。
今年上半年，我和一些朋友们为找寻我外公散落在民间的植物科学画石版印刷作品四处奔波做拷贝，现在，展会时间已进入了倒计时，我来到北京的亲友那里，为的是把我外祖父母流传下来的一本珍贵的民国相册做一份电分扫描，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外祖父年轻时的半身像和我大舅冯钟元的结婚照。但意外的是，我北京的亲人今年四月初不慎将这本珍贵的相册遗失在了从望京往清华园行驶的一辆出租车上。这本相册文革中有过一次劫难，中科院的造反派曾经抄走过，后来还回来了，但扣押了我外祖父与胡先骕、秉志、唐进等科学家的合影，而且一直没有归还。这一次遗失几乎全军覆没！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外祖母去世之后，冯澄如的小儿子，我的小舅，清华大学教授冯钟平对这本相册中的部分照片做了翻拍冲洗，但清晰度远非原版照片可比。
我没有死心，我还会在民间找寻这本相册。因为，今年深圳仙湖植物园即将开展的植物科学画展中对我外祖父的追忆意义重大，这是对他的毕生成就做出的真正有高度的历史定位，尽管这一切迟来了大半个世纪。
* 注：（1）这篇文章作于今年6月，当时，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植物学大会还在筹备之中。到今年7月24——29日，大会已在深圳圆满召开。本文作者应邀参加了此次大会的植物画展部分。（2）本文中的插图为冯澄如先生的石版套色印刷画，作于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