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写作与世俗生活的冲突是必然的

　　扬子晚报：诗人、小说家、文学编辑、随笔评论，在这多重身份中，你是如何转换的？你如何看待诗人的跨界？

　　育邦：小说、诗歌、随笔不过是我个人写作中三件不同的外套而已。对于世界，对于人，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于它们各自展示出来的艺术观和文学观，没有任何不同，其内核永远是我个人独立的精神世界。

　　扬子晚报：作家韩东评价说你是独自写诗的人，与流行相异，与书本暗合，是这样吗？

　　育邦：每一位诗人都是独自写诗的人。“与流行相异”，也许是说我的诗歌有着不同于大众的装束，有点特立独行的意思。但愿如此吧！“与书本暗合”，我想是我对诗歌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是的，我曾经“捏造”了一系列所谓的“逸作”：《抄古逸诗三首》《仓央嘉措遗逸之作》《特隆世界诗选》等，包括幻想的特隆世界，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最迷惑人、最易让人信以为真的是关于仓央嘉措的一组，我在题词中说：“近读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歌，几及所有版本。然在一本秘传的书籍中，整理出几首未与读者谋面的遗逸之作。现抄录如下，以飨喜爱仓央嘉措的朋友们。”

　　有些朋友信以为真。组诗《特隆世界诗选》既可看作是我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的肯定，也可看作是我与博尔赫斯开的一个玩笑。但称不上是致敬之作。在这组诗的写作心理上，我与博尔赫斯是平等的，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博氏的虚构进行的诙谐认同。

　　扬子晚报：江苏是小说大省，也是诗歌大省，谈谈你眼中的江苏诗歌风格？

　　育邦：假如江苏确实呈现出某种共同的诗歌风格的话，我想莫外乎从“江南”这概念中来。江南，这两个字，它既是地域的，又是文化的，更是因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而诞生的概念，它给予我们丰沛的想象，为我们的生命行旅引领一个美好的向往。

　　在日益以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面貌中，在今天这样追求物质的时代里，人和自然相隔越来越远，人们对于传统的人文气息越来越陌生。在这种情形下，江南似乎成为人们憧憬与向往的“世外桃源”，被人们不停地书写。即便现实生活中的江南是复杂多变的，但这些不能阻止诗人们的想象。普鲁斯特曾经这样说过：“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后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的生命与爱、世界的美和真实一直寄存在某一处，也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们就恰如其分地寄存在“江南”中。

　　扬子晚报：当下写诗的人群十分庞大，你认为这对于诗歌生态建设有何益处？　　

　　育邦：事实上，诗歌并不需要繁荣，他自生自灭，自有其生长发展规律。写诗的人是多是少，并不重要。但是从事诗歌写作者数量庞大，必将产生一大批诗歌，在这堆积如山的诗歌中，经历时间这位批评家最为残酷的挑选，终将会留下一批值得记忆的诗歌佳作。在唐朝，写诗者众多，大咖云集，无名之辈更如云烟，写下成千上万的诗篇，并最终形成了“唐诗”这一世界文学史最为强大的诗歌品牌。

　　我想，写诗人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人的精神状态。在唐朝，写诗之人无不展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信和灵魂上的开放自由，这尤为重要。回到“人”的精神层面来，诗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才有助于诗歌生态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扬子晚报：在人生进程中，当写作和世俗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如何处理？

　　育邦：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事实上，每个人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纪之时，往往是被撕裂的，甚至在人格上都是分裂的。在强大世俗世界面前，他“被生活”，他丧失了主动选择的权利。写作也必将在这种尴尬的状况下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