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得主王尧
对王尧来说，暑假就是用不着踩着点去给学生上课。其余，与学期当中并无二致。作为一位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那些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时刻盘旋在他脑海里，他要做的就是剥茧抽丝、条分缕析，找到自己的突破口。他乐此不疲，因为“这是一种自身没有被分裂的幸福”。
不久前，王尧因《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一文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就像果子终究要成熟，这一份荣誉和欣喜，他平静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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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王尧在持续重读汪曾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着手写作《中国当代散文史》，在众多的作家之中，他注意到了汪曾祺独特的散文成就。
“那时关于当代散文家的研究，通常选择职业散文家。但中国文学史和阅读经验告诉我，现代以来很多诗人、小说家的散文都是上乘之作，有些作品也成为文学史经典。当我在遴选自己认为可以入史的散文家时，孙犁、汪曾祺始终在我的研究思路中呈现。和孙犁一样，汪曾祺也是以小说名世，评论界更多的是将他定义为小说家。”
王尧觉得这个定义还不够，“汪曾祺有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封面有他自拟的‘广告语’，大意是说，他是散文第一，小说第二。”而实际上，当时的评论界也注意到了，汪曾祺在写作上有许多创造，他把小说散文化，把散文小说化。王尧则想超越小说和散文的分界，将汪曾祺定义为文章家。
“汪曾祺在语言上特别有天赋，他修复了我们汉语的语言。以前我们的语言有很多暴力式的，汪曾祺让文学的语言具有了一种文化性。他也是一个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有自己的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三十年来的持续重读，酿成了鲁奖作品《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实际上，深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三十年，“重读”已经成为王尧工作的重要部分。“早些年我重读过贾平凹的《废都》，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很有争议的一部小说。我重读《废都》，不只是为《废都》‘正名’，更重要的是围绕《废都》和《废都》的争论，讨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生存方式。前年，我重读了陆文夫。我和陆老师也是忘年交，在他晚年时，我们经常一起聊天，还做了录音，但涉及臧否同时代的作家，现在似乎还不适合发表。我今年发表的《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也是在解读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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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除了重读，也需要现场感。王尧也尝试着在与当代作家的对话中，构建动态的在场的文学批评。
2001年7月，王尧受《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的邀请，到大连与莫言聚会。那是他第一次见莫言，两人做了一个谈话录。当时，他满腔热情希望改变大学的文学教育。“当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当代性’，作家和批评家、读者的互动，具有某种现场感。”
他提出和《当代作家评论》联合主办“小说家讲坛”的设想，得到了林建法和莫言的响应，他希望邀请一批优秀小说家到苏州大学演讲，在杂志发表作家的演讲录和访谈录。当年9月开学以后，莫言和李锐首先在讲坛演讲，后来有不少小说家陆续到校演讲，包括王蒙、铁凝、贾平凹、韩少功、张炜、马原、叶兆言等，反响异常热烈。在此基础上，王尧策划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其中有他和莫言、韩少功、李锐的对话录。这一套对话录，王尧称之为“思想的旅行”。
在和作家们对话的过程中，王尧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中国作家的个别作品在国内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在国外，却收获了更多正面的评价。对于这种反差，王尧认为“评论中的两级分化，不完全是文化差异的原因，它反映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关于何为优秀的小说分歧越来越明显。这几年的文化现实和文学生态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所不同，一方面作家自身在变化，一方面批评家和读者的价值判断也在发生变化。作品能否经得起检验，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们不必急于下结论。”
这几年，在“走出去”思潮的带动下，文学领域和出版领域出现一种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站在批评家的角度，王尧认为“批评家自然不能、也无法干预作家如何讲‘中国故事’，但是批评家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对‘中国故事’文本的阐释，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部分，可能会影响到作家对‘中国故事’的选择和讲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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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研究的同时，王尧一直写作散文随笔。
十多年前，王尧在《南方周末》开设了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主要谈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2010年7月从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回来之后，他在《读书》上以“剑桥笔记”为名，发表了一批谈论文学和知识分子的文章。今年在《收获》杂志开的专栏是“沧海文心”，主要叙述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人。这些散文基本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社会和写作为主要内容，他试图在重返历史中，理解那些只是在书本和传说中相遇的文化人，并认为“我们今天仍然在他们的影响下生长”。
随着这些散文随笔的问世，王尧先后出版了《把吴钩看了》《错落的时空》《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和《纸上的知识分子》等文集。在他看来，散文和文学批评看似不同的文体或类型，其实它们的差别只是理解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这这种差别并不是天壤之别。有一种文学批评，也是批评家思想和感情的自传，会在批评文字中看到作者的情怀、心灵、人格和带有个人体温的文字气息，这和散文是相通的。”
王尧觉得，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存在方式。“一个文化人，需要选择既融于社会而又超越现实的存在方式。我们因此敬重鲁迅先生。我在研究汪曾祺的文章中也谈到个人生活的重要。只有选择了自己的存在方式，才可能有自己的故事。鲁迅那一代人有自己的故事，后来者越来越贫乏。我们必须反对格式化的存在方式，当故事千篇一律时，便是故事的消解。我发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曾经提到这个问题。我问自己：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对话
批评家并不一定时时比普通读者高明
读品周刊：在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家负有怎样的责任？
王尧：批评家需要对文学现象、文学文本做出价值判断。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批评家要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化、经典化做出最初的选择。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批评家需要提供理解作品的参照。我没有用引导这个措辞。往崇高处说，批评家的责任是守护文学信仰。批评家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业而具有承担这些责任的能力，不断反省自己叩问自己充实自己也是批评家的另一种责任。
读品周刊：作为一位专业的学者，您眼中的文学作品和普通读者有区别吗？
王尧：就我自己而言，既有职业的阅读，也有非职业的阅读。即便批评家，他的阅读也不完全是为了文学批评，他和普通读者一样，会在作品中流连忘返，会为故事、情节、人物所震撼，也会愉悦、伤感，和普通读者不一样的是批评家受过专业训练，在和作品相遇后，有了评论的欲望，有了分析的可能；那些和普通读者相同的不同的阅读体验会成为批评文章的一部分。但批评家并不一定时时比普通读者高明，我在网上也读到一些网友的文学批评文字，其精彩程度让人刮目相待。
读品周刊：批评家和作家往往互相成就、共同生长的，是这样吗？
王尧：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瞿秋白大概是最具典范意义的。这是我们都熟知的故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将清人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理论家胡风与小说家路翎的关系，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我在《收获》第四期上发表的散文《曾经沧海曾经火》就是写胡风与路翎的命运的。
读品周刊：除了教授这个身份，您的工作内容还有什么？这些工作，你期望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王尧：长期以来我担负过不少行政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是理想主义的一代，总觉得自己有这样那样的责任和使命。我对大学有自己的理解，也做过一些重建大学制度的探索。但我们这一代人中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最近重读《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感慨系之。在校外，我也兼了一些职务，参与一些文学活动。作为老师，我希望得英才而育之，或育之而成英才；作为曾经的院长，我希望“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作为文学工作者，我希望文学永远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王尧，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学术论着有《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等。出版有散文随笔集《错落的时空》《询问美文》《脱去文化的外套》等。2018年8月因《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一文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来源：现代快报|白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