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变得越来越愿意寻找、乐意寻找。越寻找，就越觉得需要寻找的东西太多，越寻找，就越能发现寻找的意义。
《灭籍记》，范小青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49.80元
有些作家终其一生都在写同一个主题。范小青也是如此。尽管她的写作题材多样，但是在“寻找”主题上似乎格外深情。
范小青是一个“好玩”的人。在写作《灭籍记》的过程中，她不止一次为笔下的人物笑出声来；她的小说，也是在写好玩的故事。然而在“好玩”的背后，埋伏很多东西。
我们能读出来吗？为什么范小青对“寻找”充满兴趣？读书报专访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
中华读书报：您是如何看待“寻找”？
范小青：其实从主观上讲，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对“寻找”这个主题有特别的关注，特别的执着。有时候自己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写小说，写着写着，就写到“寻找”那儿去了，或者才开始构思，想着想着，又到了“寻找”这儿了，似乎绕来绕去也绕不过去。正如你说的“格外深情”，我想，这种深情，真是藏得很深，有时候自己都发现不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候，它就冒出来了，非常执拗地掌控你，指挥你，霸占你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在“寻找”的过程中，您有怎样的收获？
范小青：我的小说，确实经常就是从“寻找”开始。只是在出发点之前，也可能不是“寻找”，甚至不想“寻找”，因为写了较多的寻找题材小说，我曾经几次在笔记本上写上大大的“不再写寻找”这样的字，并加上几个感叹号来提醒自己。但是没有用，我拗不过我的思想。所以干脆就听从思想他老人家的思想，就继续寻找吧。
寻找，从具体的人和物和事，到抽象的精神、哲学的意义等等，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变得越来越愿意寻找、乐意寻找，越寻找，就越觉得需要寻找的东西太多，越寻找，就越觉得寻找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越寻找，就越能发现寻找的意义。
寻找的收获还在于歪打正着。假定本来我是要寻找张三的，结果张三没有找到，我找到了李四。而对于李四，我原来是完全不知道、不了解的，李四的出现，大大地打开了我的脑洞，让我的思维空间大大地拓展开来，有了举一反三的效果。这时候虽然寻找张三的初衷还没有实现，但是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会接着寻找张三。
中华读书报：《灭籍记》由三个部分组成：寻找房本、寻找档案以及寻找一个不存在的人，三个部分的故事相互纠缠，相互推进，在阅读中要十分警惕保持清晰的思路，否则很容易被绕进去。很想知道您写作的过程是否顺利，这部作品对您有怎样的挑战？
范小青：这部作品的写作，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不怎么顺利，因为起初我是想正面去写一个苏州老宅的故事，恐怕写了有好几万字了，可是怎么写也找不到感觉，难以为继。后来放弃了正面强攻，确定了现在这样的幽默荒诞的基调，将沉重的题材放进好玩的故事，写作就顺畅起来了。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写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时候，开始是写一个完全正面的正常的一心为农民的农村医生，也是难以为继，后来将主人公设置成一个低智商（脑膜炎后遗症）的形象，就是写一个笨笨的人，怎么在医疗条件十分落后的农村治病救人，后面的写作，一路就行云流水般了。
《灭籍记》这部作品对我的挑战就是非常用心非常刻意的写作，而且还要刻意地将这种刻意隐藏起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崇尚行云流水般的写作，一说到刻意，就会觉得才华不够，先天不足，靠苦功夫死功夫写作。其实说到底，作品中的行云流水，也是从刻意中来的，只是这种刻意让人感觉不到刻意，感觉到的就是行云流水。
如果真的就是简单的行云流水，那只是一杯白开水，不会有滋味的。很多读者喜欢行云流水的文风，是因为作者在行云流水的背后，掩藏了他们非常厚实沉重的心思。
中华读书报：三十年前，您就写过一篇名叫“身份”的短篇小说。后来您还围绕房本、结婚证、档案等证件写过《五彩缤纷》《现形记》等。这个主题，在您的写作历程中有怎样的变化？
范小青：短篇小说《身份》大约写于1989年，写的是小巷里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孤寡老人，只有个绰号，叫老隔年。老隔年就是那种隔年不死的老蚊子。小巷里的居民，都习惯了和老隔年相处，他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故事，他们也从来不去关心打听。后来新来了一个居民小组长，她工作十分认真，一心要想把老隔年的身份搞清楚（只是居民小组长的认真态度而已），但是她费了很大的周折，最后也没有搞清楚老隔年到底是谁。因为老隔年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居民小组长也想通了，不再去追寻老隔年的身份了。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需要搞清楚的，不能含糊，也有许多东西，可以含糊一点，不是非要搞得一清二楚。含糊一点，更能让人产生想象，但是寻找的过程，追寻真相的过程，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过程中，将会呈现出历史过往、当下社会的林林总总，一路景色变化多端，一路风雨相伴相随。
这样的想法，在写《身份》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而现在有了，这可能就是在写作这个主题历程中发生的变化。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您通过叙述吴正好一路寻找爷爷信息的过程，大致展示了身份内涵变迁的历史。小说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很强的历史纵深感。
范小青：这又可以回到你一开始的两个问题上：寻找。
在寻找的过程中，体现历史的纵深，展示历史的许多信息。虽然这许多信息并不连贯，甚至有些历史的记忆是漏洞百出的，但是它们凑在一起，却组成历史的画面，展示了历史的长度和深度。在历史的记忆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因为有时候历史会和错误的记忆连在一起，比如小说中那个明明不存在的郑永梅，却在许多年后大学同学的回忆中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了。
这会不会导致我们在某些“真实”面前，显得特别无力呢？其实不用担心，只管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编织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呈现给读者，读者会读出其中的真实和虚幻，或者，既真实又虚幻，或者，既不真实也不虚幻。
小说本就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甚至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探讨、共同思索却仍然完不成的。
中华读书报：《灭籍记》中的“好玩”的人物：郑见桃。这是一个必须冒名顶替才能生存下去的老太太，也是一个好玩的“老不正经的老太”，您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如何考虑的？
范小青：我写了几篇《灭籍记》的创作谈，其中一篇题目叫《好玩的背后》，说到郑见桃，我写她的时候，确实好多次忍俊不禁，这是个很好玩的人物，一个调皮的老太太。但是郑见桃决不仅仅是好玩。我们要看到的是好玩的背后——郑见桃，一个必须冒名顶替才能生存下去的人。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真理和爱情，丢失了身份，一辈子都无法做回自己。在人生的最后一程，冒名顶替了一个有钱的老太太，所以她活得姿意自在，爱吃吃，爱喝喝，想骗人就骗人，一个好玩的老不正经的老太太，自以为足智多谋，无往不胜，可她的人生到底是赢家还是输家呢？她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过郑见桃这个名字了？一方面，她是一个冒名顶替的成功者，胜利者，另一方面，她是彻底失败的，她永远不能是她自己。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还有着墨并不算多的人物郑见桥。为了表现对组织的忠诚，一心要把郑家的老宅捐献给国家，却因为找不到房契惹来麻烦。这些人物带着悲剧色彩，荒诞又悲凉。很想知道您的创作心态。
范小青：在历史的往事中，写满着类似的悲凉，它们看起来简直荒诞不经，简直不可思议，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就像是编出来的。确实，这就是编出来的，这是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这个“编”，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曾经在历史上，类似的真实事件比比皆是。这确实很搞笑，用这样的手法写悲凉，就是含着泪的笑，就是我想通过文学作品，写出过去曾经有过、今后再也不应该重新出现的荒诞。
中华读书报：您说过“也许是这种贪‘玩’的心态，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您的写作是沉重的。
范小青：我们的世界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丰富、更复杂，变得很有趣，变得奇怪，无厘头，好玩，但绝对不是简单的傻傻笑那种好玩，是暗含着错综复杂内容的不可捉摸的有趣，是有着特殊分量的奇怪，是让人感叹的沉重的好玩。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写的又是时代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用从前的一本正经的老眼光、老观念去看待、去提升，我觉得自己已经“回不去”，回不到一本正经的状态。
关系的倒置，真假的难辨，观念的对峙，一地的鸡毛，满脑子的混乱，组合成了时代的风貌，世界在变化，文学怎么样？至少我想，我们的写作可以有、也应该有更多的路径。好玩的故事承载历史的命运，“好玩”的背后，是对现实的剖析和生存的思考。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整体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同时很多作品又充满荒诞感，您如何看待现实和荒诞之间的关联？
范小青：《灭籍记》开始于非常现实非常实在的故事，吴正好谈对象要结婚，家里住房条件很差，他得把去世了的爷爷奶奶的房间打扫干净腾出来，这是再现实再正常不过了。
结果，吴正好在打扫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他父亲小时候被亲生父母送与他人的一张旧契约。这张历史的旧约，让起始于现实的故事，逐渐地走向别样的结果、荒诞的结果。这些荒诞很荒诞吗？现实中、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吗？
看一看郑见桃这个人物，她冒了嫂子的名，进了养老院，用嫂子丰厚的养老金过自己的晚年。这个情节很荒唐，难道没有人会发现？
叶兰乡去世前，年纪已经很大了，她没有子女，没有亲属，只有原单位的人偶然还会和她发生很少的联系，比如逢年过节会有人来看望一下老同志叶兰乡，但是随着时候的推移，单位里认识叶兰乡的人越来越少，后来来看望她的年轻同志，根本不知道叶兰乡是谁，只是来完成一个工作任务而已。所以当郑见桃以叶兰乡的名字住进养老院后，始终没有人怀疑过。
所以，一个看起来十分荒诞的情节，却又是那么的真实。这就是生活给写作者的馈赠。（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