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小说是生活开出的花，那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气候条件，我们却看到了姹紫嫣红、形态各异的花朵，这是为什么？显而易见，根由在于种子。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写小说，观念就是种子。观念决定了小说家的眼光，决定了他的选材和处理。生活之土肥沃而复杂，不同的种子，只选择它中意的养分；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发现一颗果实，他想到的是吃，把它吃掉，而一个小资的人很可能想捡回家，种出盆景来。
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你选择的和我选择的不一样，于是，同样一片土地上的小说家，永远能写出五彩缤纷的作品。
写了三十多年，我现在常常会惊诧：我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没有多少自矜，更多的是看到缺憾和不足。
小说的深度，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概念。但我更愿意说“小说的厚度”。
厚度包括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向上是辽阔，是超拔，是飘逸；向下是深入，是挖掘，是洞幽烛微。向上和向下两个向度，构成了小说的厚度。
向上，可能会失之于凌空蹈虚；向下，也可能会陷入琐碎芜杂。这两个向度，都可能会写砸，也都诞生过好作品，大可不必彼此鄙视。中国文学，也许比较缺乏向上的力度和意愿，但是向人情和人性的深度掘进，也未必就天生低人一等。马尔克斯踩着毯子飞行，卡夫卡钻地洞。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向下的深度也是厚度。《金瓶梅》无疑是伟大的，黑暗中也别有洞天；你如果说《红楼梦》更了不起，达成了日常琐细与神思飞越的完美结合，我也不反对。但我看，《红楼梦》真正的卓越处，还在于它的人情世故和儿女情长。一僧一道和青埂峰之类，并无创建。
读书是作家的磨刀石。读什么书，读出什么，基本决定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作者。
我现在编杂志，要看大量的来稿。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通俗小说和所谓的纯文学小说的区别，谁能简捷地说明白？
三言两语说清楚，我也不能。举个例子吧。一个到轮船码头接朋友的人，翘首以盼，使劲盯着逐渐靠近的轮船。正看得眼酸，突然看见船上有个女的朝这边摇手，他精神大振，使劲地招手还往前面挤。这女子是他暌违多年的朋友，他们的关系带着玫瑰色……你如果这样写，再煽煽情，可能就是通俗小说了。好作家不这么写，好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他写码头上的人看见船上有人朝这边招手，也使劲摇手，但是摇着摇着发现对不对了，本能地朝身后看去，原来身后有个男人也在摇手，而且显然，船上的女人的招手对象，是身后的这个人。于是，他尴尬、失落，还有点愤愤不平，因为招手的女人十分漂亮，却不是自己接的人。
再举个例子。类似于码头，是火车站台。不是重逢，是送别。
站台上的送别。双方握手，拍肩，还说了无数依依惜别的话，感情饱满，有真有假，不乏夸大之词。火车马上启动，他们再拥抱了一下，就将分手。无论你给双方设置什么样的关系，无论你给他们涂上悲戚或是玫瑰的颜色，就这么写，依然不那么“文学”，写得越长，涂得越狠，越像网文。但是好作家会虚构，会把想象力用在要紧处。如果送别的双方，惜别的话已说尽，肢体语言也已用遍，这时候，站台广播突然宣布因为前方路况，火车延迟开车，这时候，双方心里难免咯噔一下，客人要总走却不了，送客的也只能在站台上继续陪；十分八分钟也就罢了，运气不好的话，还会再次被延迟。这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想起，当年除了情深谊重，也有过反感和龃龉。他们会尴尬，会没话找话，“人不留客天留客”之类，但大概率的可能是：彼此厌烦，无言以对。
这样的场面是对生活的推演，我觉得很文学。以上两个例子都关于情节，而情节常常是被藐视甚至鄙视的。但在我看来，情节能力，是小说写作的核心能力之一，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语言和旨趣。
情节适当的乖离和脱轨，是我的期待和向往。至于过于离奇，使小说滑向另一种“俗”，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
《暗红与枯白》《看蛇展去》和《对方》诸篇，都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作品，我早已与它们告别。今天有机会重逢，我并不觉得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