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江西抚州人，中国作协会员，南京审计学院客座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供职于南京某出版社。着有《人间值得》《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旅人书》《乱世》《人间世》等长篇小说，小说集 《是谁杀死了我》《我永远忘不掉这个夜晚》《说说爱情吧》，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 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钟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等。
《人间值得》——这是70后作家黄孝阳长篇小说新书的名字。
写完了这个长篇，黄孝阳的Word显示字数是27万。小说完稿后，黄孝阳私下请几位朋友帮着挑些Bug。有鼓励的，说是“今天的《狂人日记》”“这个时代的《恶之花》”；也有批评的，说是“道德败坏，是对读者心灵的戕害”。黄孝阳说，“戕害两个字我不认可，不过不必解释。有个问题得解释一下。用一个女性朋友的话来说，‘这个作品非常男性化，荷尔蒙爆棚，没有给女性读者一点空间’。说得比较委婉。还有个女性朋友打电话说，看了开头数页，觉得被冒犯了，看不下去，想把书扔掉……”
记者：《人间值得》封面上印着“先锋文学的扛鼎之作”。先锋文学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国内许多先锋文学作家也都纷纷转型，您依旧在坚持先锋创作，是什么原因呢？是有小说的内在美学追求吗？
黄孝阳：这些年我听到别人说我是一个先锋作家就很伤感，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啊，只是我眼里的现实与他们眼里的现实不一样。我们是“现代性”的孩子。我写的就是现实，我从未离开现实半步，我呈现现实的方法是由现代性孕育的那些点、线、面，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级数、波函数。有时我觉得这些方法就像使用微信添加朋友一样，当属于不言而喻的常识。
在我的理解里，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一个“生而为人”该有的向度。在这个激流汹涌的时代，各种新发现、新阐释、新范式层出不穷，文学不应该例外。要求得这个新字，就得有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愿望——最起码，这是对人自身的成全。这种精神向度能帮助写作者成为一个更丰富的人，更有趣的人，何乐而不为呢。假如能靠其他工作解决吃饭问题，真是不必太在意叙事策略的改变所可能多带来的那几块蛋糕。而“先锋文学”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命名。批评家或出版机构如何阐释我，这是他们的权利。
记者：“弑父”主题，很多名着也有相关的书写，您的小说与其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黄孝阳：不再是一个勇士杀死恶龙取而代之的套路。在“弑父”主题下，父与子其实是一体两面。这回我找到一个叫朱璇的女子来破这个局，她是新希望。
我觉得5000年文明史基本都是在父亲的注视下，就像一个钟摆已经摆到这一侧的顶端。我想，是到了钟摆朝另一侧晃去的时刻了。
其实，这部小说里99%的内容都是男性向的，像一个肥皂泡，像这个不断膨胀的宇宙，让人绝望；然后，那1%的内容，是对新女性的赞歌，犹如一根针，在肥皂泡上面扎了一下。“嘭”。我喜欢这种感觉。
记者：您的创作很像“理工男”创作，有批评家甚至认为您的小说更适合理科生来阅读，而这一本小说转为人性深层的书写，这一创作的转变，或者主题的选定存在怎样的契机？
黄孝阳：这个小说在脑子里盘桓了近20年，有着极强大的现实逻辑做支撑。张三等小说人物，此刻也正在我们身边出没。这个转变或者说主题的选定，有很多因素。
这样说吧，小说无非是人事物三者。人是魂魄所在，根源所在，符号所在，理念所在。要有人，但这个人不再是单向度的。《众生》系列里的元庆，他的新字在于文本给予了他的“生而知之”，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对“彼世界”的建构；而《人间值得》里的张三，是一个生命哲学上的新。他是恶棍，且是一个完全迥异于《恶棍列传》里那些只懂得挥舞刀子的恶棍。他为自己的恶辩护，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具备形而上能力的恶，所以“这世上一定存在着善良，值得我们奋战到底！”
记者：您之前讲过“我写小说，基本上是抱着‘写出新东西’的态度”。《人间值得》“新”在哪里呢？
黄孝阳：前几天布鲁姆过世，看到他说过的一句话，“关怀人类，而不只是取悦读者……作品里起码得有这么一些生命质素”。当时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了一段话：写了20年，最近这几年才渐渐明白了，什么是生命质素，或者说，是我在《人间值得》里说的作为“人的长嗥”，不仅仅是对现有牢笼籓篱的打破撕扯，跨越跃起，建筑构架——（追寻自由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从诸多思潮观念中抽身后退，尽可能摆脱迷宫奇观与大江大河的诱惑，回到人之本性（第一性），再往前行，重新与此时代结合，确认自我属性，人之边界，事与物的各种维度，以及命运的澎湃赋格。
这本书最大的“新”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它是献给新女性（新物种）的一首赞歌。“随着脑力对体力的取代，女性将崛起，将主宰，将构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成为新结构的奠基者，新规则的制订者，新律法的阐述者，新秩序的扞卫者。那些把她们定义为‘第二性’的女性特征，要被扬弃。什么是女性，会被重新书写，定义。她们将是一个新物种。比如小说中尚在化茧成蝶的朱璇。她是希望所在。”
记者：这部小说在创作时，对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黄孝阳：在白天的工作状态及夜晚的写作状态之间的切换。这很困难，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带来的麻烦之一就是睡眠时间太少，比如凌晨两点搁下笔，脑子也停不下来，沸腾如岩浆。等到三四点钟迷迷糊糊睡着，一睁眼又到了上班时间。上班就得用另一套话语系统来努力了。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做什么事都想尽可能做得好一点。我的工作也应该算干的不错。这种心理缺陷确实让身体疲惫，但，很快乐。
记者：从读者接受的层面来讲，作家在创作时脑海里会有“隐含读者”，那么在创作《人间值得》时，您脑海里所设想的隐含读者是哪类人群？
黄孝阳：我是个写作者，还是一个图书编辑。在图书这个行当里，过去讲读者心理，现在说消费者心理。从读者到“消费者”，这是一个根本改变。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不在意消费者。消费者，英文为Consumer。科学上的定义为，为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代表着不能生产，只能通过消耗其他生物来达到自我存活的生物。消费者急于寻找标签，但读者，我是说理想读者，他是憎恨标签的，那是对他智商的羞辱。他想发现“唯有他自己能发现的，深渊，仙境，或者其他”。这种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才是读者与写作者之间达成的秘密而又神圣的契约。
说句不好听的，不是说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就一定是有价值的。人与人的差异，有时比人与单细胞生物之间的差异还要大。我无意去追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只是想为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写作。不是说那些高智商的人，而是那些渴望不辜负自己这一生（三万多天）的人。
现在大部分读者对小说的阅读还停留在说书人所提供的道德训诫、经验分享与童稚想象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民众的阅读一定还会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我还是渴望自己能够写下文字，是一个身为21世纪的人写下的，能够帮助这世间的一小撮人发现之前所没有的体验与思考。
我觉得，当代小说家还是要有一种在阳春白雪的高度去书写的愿望。登上层楼，只有小说家先“会当凌绝顶，一瞰众山小”，读者才可能跟着攀援而上，欣赏到《望岳》这样绝美壮丽的诗句。坦率说，我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写的书难懂，虽然在传统的阅读者看来，里面存在各种脑回路与难以理解的因素。但是只要在阅读中稍有耐心，就不难发现它的叙事结构原理。我的作品挑人的，挑那些“有耐心”的人。而我确实也渴望读者与掌声，但是我不敢幻想此生能够拥有多少。有句话叫“幽谷有佳兰”，在我看来，不是说没有读者了，这朵兰花就不要开放。读者不是上帝，至少在我面前，我们是平等的。读者读我的书，是我的荣幸，不读，不是我的损失。
记者：青年写作者，人生阅历等方面可能会有些许不足，一直处于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对他们请您给出一些创作建议。
黄孝阳：很多人叫我作家；有时候开会，还有人特别加上两个字，着名。这让我不安。说件小时候的故事。十几岁的我很喜欢下象棋，班上大部分人对此国粹毫无兴趣，也算是打遍全班无敌手，就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是高手。后来到外地读书，随身行囊带了一副象棋。一个江苏太和的同学，看见了我行囊里的这副乌木棋，就用很羞怯的目光说，“我也会一点点”。
我可是冠军呢，这个自我认知，在面对这样一个自称只会一点点的人时，当然是要指点江山。我很豪气地招呼他过来，箕踞，在尚未铺上被褥的铁架床板上。我输了；再来，接连三盘，还是输，干脆利落；然后他让了我一个车，我继续输。
这件事留给我的心理阴影面积，实在太大。我就是一个井底之蛙。今天我写下了一些字吧，居然就是“作家”了，这件事跟我当年带着那副象棋到学校一样，有什么区别么？没有太大区别。但我还是渴望从蛙类进化至人类。所以认认真真地写着。我不能说我写得有多好，或者多糟糕。只是说，“我在书里说的全部是真话，没有一句谎言，”这是文学对我的恩赐，在某些时候，能够发现自己胁下就长出鱼的鳍，又或者是鸟之翼，甚至听见熙攘人群中那声寂静的巨响。
认认真真，凡事竭尽全力；敬惜眼前人，做好手边事，这样就很好了。
还有深情。对这个世界抱有善意，并且始终抱有善意。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我总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当我们老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美好，还能有这么一种感受力，为那些美好的事物热泪盈眶。
《中国青年作家报》2019年12月17日2版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