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作家丁捷，那必然是“庞杂”。这种庞杂，不仅在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做过大学教师、机关干部、支边援疆、企业管理、宣传和纪检等多种职业，也在于他写作的多样性，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甚至摄影文学、绘画文学。庞杂，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意味：胸中有丘壑，延曲翩连，不做不乐，不吐不快。
丁捷的庞杂，于他写作上的呈现倒不见繁复混杂，他的文学路径反而明晰。长篇小说《依偎》代表的是他对生活、对人物细致入微的感受以及对人的情感的关注，这里有丁捷的“本真”。而“问心”三部曲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他将自己从自我中拔出来，用文字干预现实世界。于他而言，这是“奋力地改变了一番文学的姿态，扎进去（现实）”。实际上，无论姿态是何种，丁捷想要通过文学解决的，都是他的“内在”问题，寻问那“现实对青春梦幻的撕裂之痛痒”。
文学与人生，人们惯常认为是文学改变了丁捷的人生，因为于14岁少年之龄就开始写作的他，人生确乎受到了文学的某种牵引。但他自己却认为，是人生在驾驭着他的文学，他的文学创作没有“计划”、技巧和目标，文学不过是性情所致。他最初写作，从中获得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满足，今天依然如故。
记者：检索你的文学之路，有一条路径相对是明确的，你在文学写作中塑成自己的成长、观念，甚至是某些重要的人生印记，文学之于你个人的重要性是无疑的。如果以14岁发表处女作当作文学起点，回望三十余年的写作，你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学人生”之路？
丁捷：以四十岁援疆归来和《依偎》的写作出版为分界线，我的人生和文学大概可以划分成前阶段的青春时期和现阶段的现实时期。最近看到威廉姆·博伊德谈创作的一句话，心有戚戚。他说：“写作的真正原因，并非在已成为作家的声名中，而存在于其青春时代的梦幻中。”他认为作家活在自己的青春梦幻里，这成为他写作的动因。我觉得对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而言，的确如此，活在梦幻里，也为了这个梦幻而写作，同时写作的内容也是梦幻的，一直到2012年创作的《依偎》，我好像都流连在青春的情伤里。
45岁之后我进入现实题材，创作的转变，其坡度可以用“陡削”来形容。如何理解这种这种转变？其实，也是有顺承关系的。我想继续借用威廉姆·博伊德的话，不过我要延伸出一句：“也存在于现实对青春梦幻的撕裂之痛痒中。”阅历的积累，到了一定年龄会爆发，成为另一种人生力量。在文学上说，成为另一种创作的动因。我开始干预现实，干预那种撕裂我们青春梦幻的部分。人生在驾驭着文学，而不是文学改变人生。
记者：事实上，你的写作面向是多元的，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等多种，这包含着一种意味：内心的丰富性、表达的必要性，促使你探索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思考。你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自己关注更多的是写作本身以及借由写作来倾吐的感觉，而并非某种擅长的文体或写作风格。现在依然如此吗？
丁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不在文学体制、或者说不在文学圈子里生存，这让我对文学创作，没有“计划”、技巧和目标之类的概念。我遵从自己的表达需要，性情所致，随时开启某一部灵感发生、冲动强烈的作品的创作。我也不太在乎体裁，只要有利于我这部作品抒发的特定需要，就可以了。所以，我涉及的体裁、题材特别多，形式上五花八门。这两年甚至用摄影文学、绘画文学来创作。
平时，我大量阅读，但从不钻研文体，不研究写作技巧，更不刻意经营某种文体。有热心的评论家多次提醒我，要在文学的某一个题材、特别是某一个体裁内专心致志地经营，这样才能培养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更重要的是，才能引起属于这个领域的评论家的关注，以此博得知名度和一些重要奖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永远攻不了一个山头，当不了“山大王”。我觉得这有道理，但已经偏移了创作本身，它说到底算是一种人生智慧了，是用创作来赢得人生的“外在”精彩。而我一边从事着大多数人的必要的世俗职业，一边坚持几十年“业余创作”，当然不是为了博取这种“外在”。文学一直在解决我的“内在”问题。我活着，需要解决世俗问题，承担个人和家庭的物质义务，也需要有创作这样一种精神意义的高度表达。
我们处在一个创作理论家的话语时代，因而创作行为和作品形式被“过度”研究和进行程式制定。对作家来说，理论家像你的”领导”，读者像你的”群众”，你听领导的还是听群众的？听领导的，你可能受到的扶持、奖掖会暴增，“成长”很快，人们更多地知道了你的荣誉。听群众的，跟他们的心灵呼应，走进彼此内心，在相对寂寞中获得一种抚慰——这大概算是文学创作的“初心”。本质上我属于后者，但有时候好像也做前者，偶尔用创作听从某一种善意的指引——比如，《追问》和《初心》的创作，就发源于此。
我十几岁热爱文学并开始写作，从中获得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满足，直到今天，文学带给我的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一点让我对自己满意。
记者：试着以几部作品拎起你写作的几个重要节点，《依偎》和“问心”三部曲《追问》《初心》《撕裂》可算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依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你小说写作的一条脉络，对于生活、对于人物细致入微的感受，对于人的灵魂的关注，这让小说轻灵又沉郁。
丁捷：受成长期家庭悲剧氛围的影响，我在青春期成了一个抑郁型人格的人。大学毕业后通过世俗职业的历练，我也能够比较稳固地把自己铆钉在社会机器上，运转好自己的功能，承担相应的职责义务。我把自己弄得很忙，企图忘掉本我。其实，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真正的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原，会在《依偎》式的世界里出现。到目前为止，只有《依偎》这部作品能够充分代表我的本真。我对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爱恨情仇。它的确代表着我小说写作的脉络。当然，《依偎》是这条脉络的起点，而不是终点，甚至连中点都算不上。《依偎》是个系列，我构思了三部，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正在创作准备中。跟这部将要诞生的作品比起来，《依偎》属于“轻”小说，无论是篇幅，还是挖掘深度。
生命的短暂、卑微、虚无缥缈，足够让人悲观。要有文学表现这种情愁，并努力从中寻求到一点抚慰。这也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价值。
记者：“问心”三部曲是你近几年的力作，这也是你写作的一种转向——纪实文学。三部曲的产生，与你的工作实际有一些关联，在这条写作脉络上，你将笔触深入到当下社会现实的内部，切近具体的社会人群，关注他们的心理、行为路径，叩问人的灵魂。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所在，其中应该包含着更幽深的思索。
丁捷：文以载道，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我们自觉不自觉会去践行。从《亢奋》开始，到问心三部曲，我试图通过写作，干预社会，干预人心。最无用的东西往往是最有用的，在现实面前有挫败感、无力感、愤懑感的时候，自然就想放大自己的呐喊。我希望把自己从自我中拔出来一段时间，用文字搅动现实世界。我知道，文学很难兴风作浪，但也不能漠视现实的死水，于是奋力地改变了一番文学的姿态，扎进去，希望能够激起波澜、哪怕是一点微澜。
现实主义创作基于我庞杂的人生阅历。我经历过大学教师、机关干部、支边援疆、企业管理、宣传和纪检等多种职业岗位的历练，现实体验是属于我独有的题材库，构成我的创作优势。我也想利用它们来“载道”。
记者：近年来，“现实主义回归”成为当下文学的一种动向，你怎么看待现实主义创作？你期待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呈现怎样的面貌，带来何种思考？
丁捷：你不干预现实，现实每天在干预你。现实主义创作，在当下我们不缺素材，也正逢其时，但能不能涌现一批力作，我不乐观。当代作家不缺才华，缺勇气。而没有勇气的现实主义，一定缺失真实和真诚。那将是虚弱的，甚至虚假的，毫无穿透力和生命力。
记者：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创作三十余年，在这条文学之路上你的初衷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吗？如果说文学的追求永不停歇，作为这个场域的“前浪”，你的未来写作会去向何方？
丁捷：在体裁上我会逐渐聚拢到小说。方向是两条脉络并行，一个是发端于《依偎》的灵魂系列，还会有至少两个长篇；一个是发端于《亢奋》到《追问》《撕裂》的现实系列，至少还会有两个长篇小说和若干部纪实文学。我对我自己充满期待。（本报记者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