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日记》中的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先生诞辰120年纪念会前夕，同事转给我两张老照片，是李希凡、蓝翎和俞平伯先生的合影。
李希凡（左）、蓝翎（右）与俞平伯先生
李希凡（右）、蓝翎（左）与俞平伯先生
同事说，平伯先生真有涵养，要是我，肯定转头就走了。我半开玩笑地说，老人家累了，走不动了。据当事人回忆，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79年5月20日，那天，《红楼梦学刊》创刊座谈会在北京绒线胡同甲七号的四川饭店举行。关于1954年开始的那场声势浩大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孙玉明《红学：1954》[1] 中有比较详细的回顾分析。25年之后，一切重新步入正轨，百废待兴。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会议就显得非同一般了。这一年，俞平伯先生79岁，他来参会的具体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照片记录下的历史瞬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联想的空间。
文学所前辈卢兴基先生多次约我到他家讨论所史问题，特别是看到张胜利撰写的论着《魂系红楼：女性研红的先行者王佩璋》[2]后，再次表达了他的迫切愿望，希望我们组织专业力量，收集相关资料，整理文学所史。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编《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每期都发表与文学所有关的文章。马靖云老师着《文人相重》，何西来老师编《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杜书瀛老师撰《我的学术生涯》《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陈骏涛老师撰《陈骏涛口述历史》，严平女士撰《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深思录》，这些着作都与文学所有密切关系。我近年也组织编写了文学所三个“六十年”[3]的系列丛书，自信对文学所近七十年的历史还是稍微熟悉一点，但是对于“红学”，我是外行。为了纪念文学所的红学历史，1986年，文学所特别举办了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胡绳院长到会致辞。会后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4] 近年，我还特请夏薇研究员撰写了《心之所善，九死未悔：纪念文学所红学先贤王佩璋先生》，发表在《曹雪芹研究》2018年第2期上。学术需要传承，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
2011年，《王伯祥日记》手稿影印本出版，我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工作之余仔细阅读，发现俞平伯先生是《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人之一。这里，我想从阅读《日记》的视度略窥两位世纪老人的交往片断，连缀成文，以此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121周年。
筹备文学所
在2013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所所志》中，“俞平伯”条这样写道：俞平伯（1900—1990），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曾使用苹初、古槐居士等笔名。祖籍浙江省德清县，出生于苏州。曾祖父俞樾（号曲园），着名经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为清代朴学发展史后期重要代表人物。其父俞陛云，在文学、书法等方面亦颇有造诣，尤精于诗词。俞平伯幼承家学，旧学基础深厚。
1915年，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北大中国文学门，在黄侃指导下研习骈文诗词等，甚得黄氏赏识。此时新文化运动正从兴起走向蓬勃发展，受其影响，1918年5月，俞平伯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春水》的新诗。10月，他加入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并成为《新潮》月刊主要撰稿人。在进行新诗创作的同时，他还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等文章，从理论层面为新诗的发展廓清各种障碍。五四运动爆发后，俞平伯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1919年从北大毕业后，他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上海大学任教，其间与热心新文学的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等结识，并于1921年经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3月，俞平伯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冬夜》。1923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人成立朴社，集资出版进步书刊。其后，他曾长期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抗战期间，因双亲年迈未能随清华大学南迁，他拒绝到伪北京大学任教，而受聘于私立中国大学。1946年，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新中国成立后，俞平伯任北京大学教授。
从《王伯祥日记》记载看，1952年院系调整时，俞平伯与王伯祥同时参与了由郑振铎主持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1952年10月29日：“接平伯电话，约下午来家晤言。十二时归饭。下午二时平伯至。谈文学研究所筹备情形，出组织草案及研究目录相示，谓渠认《诗经》，余认《史记》，将来彼此可以合作云。”
11月8日，两位老人电话相约到北京大学开会，讨论文学所成立之事。11月9日：“早六时起，匆匆具食。七时四十分即出，乘三轮赴西谛处，坐甫定，平伯至。八时四十分，共乘西谛汽车出西直门迳赴北京大学（燕大原址）临湖轩开会，晤何其芳、钱默存、杨季康、孙子书、余冠英、卞之琳、罗彦生、罗大冈诸人及王积贤、杨君（二人俱为秘书工作者）。由西谛、其芳报告文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并通读工作计划及组织系统研究大纲等。草案修正通过，再由积贤报告十一、十二两月经费预算及房屋建筑预计等，初步商定十二月初正式成立。余认定参加中国古典文学组及中国文学史组，初步研究对象为《史记》云。”
12月12日：“八时半，西谛来馆，出北大校长马寅初聘书见授，延聘余为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并约明日上午九时在团城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举行中国文学史组及中国古典文学组小组会议，商讨两组研究计划云。”
1953年2月22日，正月初九，星期日：“十二时半乘三轮赴黄化门西谛家，平伯已在。盖约同附车出城也。时西谛适出午饭，俟至一时三刻许乃返。因共载出西直门，过海甸，迳赴北大临湖轩，已二时廿分矣。宾客同人到者六十余人。晤雁冰、周扬、汤锡予、蒋荫恩、冯至、其芳、积贤、觉明、默存、杨绛、余冠英、曹靖华、罗大冈、曾昭抡等。二时四十分开会。西谛主席，雁冰、昭抡、周扬、锡予、觉明、平伯先后讲话。六时十分始毕。即在轩中聚餐，凡五席。余与平伯、觉明、其芳、冯至、靖华、大冈及两位未及请教之人同座。饮啗至七时半散，仍偕平伯附西谛车入城。”这是目前所见记载文学所成立最详细的史料，我已收进《文学研究所所志》中。
那年，王伯祥63岁，俞平伯53岁。两人分别接受了研究任务，王伯祥作《史记选》，俞平伯作《诗经选》。伯祥先生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史记选》的注释工作。俞平伯先生选注《诗经》工作刚刚起步，第二年就赶上了全国性的《红楼梦》大讨论，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终，《诗经选》的编选工作由余冠英先生完成。
临渊履薄
《红楼梦》的大讨论，在1954年年初似已略现端倪。
《王伯祥日记》1954年1月30日记载：“心绪欠佳，抽架上《红楼梦》看之，尽三数回。”2月2日：“看《红楼梦》。数十年来复看，今乃不能罢手。”至2月8日看毕《红楼梦》八十回。2月9日：“看《红楼梦》后四十回，细味笔墨，确有不同。”2月13日：“看毕《红楼梦》后四十回，封建家庭之崩溃，实不可避免之历史发展规律耳。昔人所谓繁华转眼，今乃知理所必至也。”
4月20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书来，约参加《红楼梦》座谈会，附来王佩璋论文一篇。佩璋受平伯之教熏陶，渐成红学专家矣，可喜也。”5月20日：“接人民文学出版社函，约廿二日下午二时赴社参加《红楼梦》座谈会。”这两次座谈会有一个背景：1953年12月，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出版了所谓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并有标点注释。王佩璋女士撰文批评说：“这新版本的底本恐怕是间接的程乙本——一九二七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这一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所以王伯祥称赞她“渐成红学专家矣，可喜也”。
那年10月以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成为众矢之的。文学所的批判会也因此密集起来。从此，事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那一年，伯祥先生因夫人重病在卧，连正常上班都不可能，常常请假。日记中多是病情的记录，很少学术内容。家中病人叫他感到痛苦，俞平伯被批一事，也对老人产生了很大震动。
10月26日的日记记载：“连日报章登载李希凡、蓝翎、钟洛等批评平伯《红楼梦研究》之文字，攻击备至，颇为难堪。牵连及于三十年之前，我真不知何以酷毒至此耳。纵有其故，余终不能平怿也。”两天以后，文学所通知开会，他知道又是反复批判俞平伯，就以生病为由请假，未曾出席。最叫他感到难堪的是，俞平伯的助手，也撰文批评自己的老师。11月3日：“平伯《红楼梦研究》引起轩然大波，今日《人民日报》佩璋亦撰文自解，加遗一矢。余总感胸次垒然不怡久之。”此后一两个月，两位老人相互慰藉，留下感人一幕。
11月5日：“九时平伯见过长谈，写示近作道情及七绝各一首。十时半始去。约下周一同访颉刚。”下周一为8日，两位老人同访顾颉刚未遇，便一起游历北海公园，吃烤肉。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午后二时步往老君堂发访平伯，与之偕出，同过颉刚，适他出，未得晤，即出，过访其东邻汪静之，坐有顷便出。余二人乃往北海双虹榭赏菊花，名种不少，绿牡丹乃成寻常之品矣。复渡海子出后门，徜徉于十刹海畔，循东岸到义溜河沿，登临河第一楼（烤肉季）吃烤肉，薄暮始散，乘三轮各归，老子婆娑，兴复不浅耳。到家正值晚饭，再进粥。七时半，其芳、冠英见过，谈所里改组草案，并约后日出席会议。移时乃去，知其偕访平伯也。”何其芳、余冠英在特殊岁月不止一次看望俞平伯先生，马靖云老师《文人相重》中有一篇《〈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专门谈到此事，说何其芳白天在所里参加批判会，晚上亲自看望自己的老师，了解俞先生当时的想法并征求意见，甚至做彻夜长谈。王伯祥亦深知，此时此刻，老友俞平伯“亦大须濡沫也”，遂有北海赏花吃烤肉之举。俞平伯先生非常感动，特作诗相赠：“交游零落似晨星，过客残晖又凤城。借得临河楼小坐，悠然尊酒慰平生。”这“慰平生”三字饱含深情。有道是：“人生富贵，左右咸言尽节，及遭厄难，乃知岁寒也。”
但是批判仍在进行中，王伯祥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感。
11月14日：“余展阅今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两版所载作家协会座谈批评平伯《红楼梦研究》之辞，十时许乃卧。其中各篇，以周扬所言为最得体（何其芳说系此），冠英所言最为中肯（吴组缃说系此），余多泛逞胸臆，或竟为报怨之语耳。”
11月25日：“七时四十分，所里车即来。草草早餐讫，即乘以行，先过老君堂七十九号接平伯，再过西城巡捕厅廿五号接健吾，出阜成门，驶往北京大学哲学楼，适八时半，迳登楼，诣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出席全所会议，讨论《红楼梦》问题。当场发言者有其芳、耀民、道衡、佩璋等及北大副校长江隆基、浦江清、钱默存、卞之琳等多人，平伯亦两次发言。至十二时半乃罢。约下星四再续开。听到诸说，以江清、默存为最中肯有力，之琳好说话而纠结不清（多不完整之辞，大出意外）。散会下楼，仍与健吾、平伯同乘入城。”
11月29日：“夜饭后看今日书刊揭登之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之文字，从二十日《人民日报》所载何其芳《没有批评就没有前进》及《文艺学习》第八期《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盘踞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的综合述评》为较有系统，阅读亦较久云。”
12月2日：“七时四十分所中车来接，健吾已坐上，并驰到老君堂接平伯，出城迳往北大文研所，已八时二十分。少坐，即开会，仍由其芳主持展开《红楼梦研究》讨论。前由介泉发言，后由默存、冠英、樊骏、毛星、积贤等发言。余人未及，已下午一时廿分，乃散会，约下星四再开会。会上之言，以介泉为松快而多证，毛星为较全面而通畅。”
12月9日：“八时半出席第三场《红楼梦》问题讨论会，力扬、卞之琳、浦江清、蔡仪、阎简弼、周妙中先后发言。十二时十分散。”这天下午，“看报载周总理《关于〈美蒋共同防务条约〉（本月二日蒋贼甘心卖国所订）的声明》、郭沫若《三点建议》、茅盾《良好的开端》”[5]。
12月14日：“八时半赶到哲学楼文研所开会，时力扬、佩璋批评平伯甚烈。毛星说词中对浦江清、林庚亦有波及。健吾、季康、道衡都发言。其芳作总结。一时始散。”毛星的意见，前引《〈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载，毛星对浦江清关于“色空”的发言提出异议，认为浦先生对“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字的解释不正确，甚至还不如俞先生。力扬则不同意毛星的看法，认为曹雪芹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三种积极的思想，即人们要求自由解放的思想、民主主义精神及人道主义精神。
12月16日：“八时二十分即到所，八时三刻开会，发言者相当多，余未及言。十二时半散。约明日八时半再继续开会。”“北大转来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余复函愿列席‘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小组，是组召集人为尹达，主要研究者为游国恩、余冠英、尚钺、顾颉刚、向达、周一良、白寿彝、邓广铭。尹达届开会时宜有一番精论饱我两耳也。”
12月17日：“八时四十分开会，发言者仍踊跃，至下午一刻始告散。余竟未及言。”
他在会上没有发言，日记却记录了他的心声……
携手河梁
1955年6月9日，王伯祥夫人去世。10日，伯祥撰挽联：“疾疴交缠廿一月，百药竟无灵，此日此时何能忘剧痛？形影相随卌五年一朝成永诀，而今而后谁与共凄凉？”那年，王伯祥先生65岁。从7月1日起，日记题署《念逝日记》，题曰：“自先室珏人之亡，悼念不置，所谓一日思君十二时，非过论也。伊郁寡欢，饮泪强笑而已。人皆言余精神如昔，讵知我内心之痛乎？呜呼！酷矣！乙未中冬容翁志。”此后的日记，除日常起居，均是为《史记》作注、编选李白诗、看戏等娱乐活动。后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伯祥先生常以不任久坐，不熟悉所里情况为由请假。日记中更多记录与老友往来的琐事。
此间亦有一事值得提及：1956年年底研究员分级，11月6日的日记记载：“文研所勤务员来，将到密件立待回覆。启视乃最近评级名单，询有无意见。余列二级，似已忝占，当然无意可申，即于原件注：‘无他意见，惟余冠英同志负责一组，似应有异’云，固封，仍交原手带回葛涛。”王平凡《忆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6]、马靖云老师《俞平伯评职称》等文都有记载。1956年年底，文学研究所为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精神，启动研究员分级事宜。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受到全国批判，一些人认为应该评为二级。何其芳认为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不能因为受到批判就影响到评级，坚持将俞平伯先生评为一级。马靖云老师还提供了当时拟定的一份名单：一级研究员3名：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何将自己改为二级）；二级研究员9名：孙楷第、余冠英、王伯祥、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缪朗山、陈涌；三级研究员5名：力扬、杨季康、罗念生、毛星（原定为二级，毛星坚持改为三级）、贾芝。王伯祥被评为二级，“似已忝占，当然无意可申”。叫他高兴的是，俞平伯被评为一级。我相信，这个结果对平伯先生而言，也是一种慰藉。据说，何其芳把这个结果告诉俞平伯本人，他回答：“差不多，差不多。”俞平伯先生《红楼梦八十回本》出版时，何其芳还亲自撰写前言给予高度评价。俞平伯先生在《纪念何其芳先生》[7]一文中说：“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的帮助很多，是我非常感谢的。”
此后，俞平伯先生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红楼梦》，但在私下里仍不忘红楼。1962年壬寅，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特作诗吊之。1973年癸丑春，又录传闻中的曹雪芹诗。这些珍迹，都为伯祥先生所收藏，得以流传至今。
《王伯祥日记》《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8] 等私人文字，记录了苏州五老（王伯祥、俞平伯、章元善、叶圣陶、顾颉刚）等人的暮年往来，因缘遇合，有若前定。这种情感，恰如伯祥先生所说：“林茂鸟自归，水深鱼知聚。”[9]
1965年乙巳元宵后二日作诗，触目成诵，咏叹时事，说明他仍然关注社会的变化。12月22日冬至日，俞平伯戏作打油诗曰：“何用卑词乞稻粱，天然清水好阳光。倘教再把真经取，请换西天辟榖方。”阅读这些书信题跋，读者自会有一种“只知事逐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的怅结情怀。
1975年9月，王伯祥临终前3个月，他口述《旧学辨》，由王湜华记录，并转抄多份，送给亲朋好友。俞平伯9月30日致叶圣陶信问及《旧学辨》是否读到，叶10月3日回信说：“伯翁之《旧学辨》已获读，列举旧学所包之广，恐将令问津者却步。”10月18日叶圣陶信：“前日湜华来，言兄已能起床就书桌坐，可证尊体恢复能力之强，所服药与扎针治疗之有效，深为欣喜。老年友朋此类欣喜，或非青壮年所可体会。”湜华，王伯祥公子，经常在诸老间走访。10月19日俞平伯信：“日前曾以歪斜大字写信给伯翁，翁竟能自读，虽小事亦可喜，当为兄所乐闻。”叶回信：“伯翁能自读尊札，实为佳讯。”12月30日伯祥先生去世，听到消息，俞平伯悲痛万分，连夜拟成挽联：“记当年沪渎初逢，久荷深衷怜弱棣；喜晚节京华再叙，忍教残岁失耆英。”[10]
张中行先生在《俞平伯先生》一文中把俞平伯的治学分为三层：上是治经兼考证，中是阐释诗词，下是写抒情小文兼谈宝黛。确是杂，或说博；可是都深入，说得上能成一家之言。[11] 广博深入，这种评价很高。俞平伯先生向以治小说、诗词着名，其经史之学，着述不多。王伯祥的收藏中有一则札记，是俞平伯先生针对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中的《读左传》而发，涉及史事的解读与文字的训释，其小学功夫可见一斑。
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词选释》前言中指出：“从来论诗，有大家名家之别。所谓‘大家’者，广而且深；所谓‘名家’者，深而欠广。”引申到学问领域，博大而精深是大师的境界，而杰出的学者则侧重于精深一面。事实上，不论大家也好，名家也罢，也不论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凡是能够在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的，又总有一些相同或者相近的特点。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对于自己关注的对象，充满探索的兴趣；他们对人生社会，充满温暖的关爱。俞平伯先生是大家还是名家，今天再来讨论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一代学者留给后人的穆如清风的处世态度，修辞立诚的为人风范，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都值得我们感念不忘，更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注释：
[1] 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 张胜利：《魂系红楼：女性研红的先行者王佩璋》，万卷出版公司2017年版。
[3]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2017年，《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三个“六十年”纪念系列丛书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版。
[5] 郭沫若《三点建议》、茅盾《良好的开端》俱为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发言，主旨为《红楼梦研究》而发。
[6] 王平凡：《忆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衷心感谢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7] 俞平伯：《纪念何其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衷心感谢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8] 叶至善等编：《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9] 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
[10] 见王湜华：《王伯祥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
[11] 孙玉蓉编：《古槐树下的俞平伯》，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刘跃进（缓之），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汉魏六朝文学和秦汉文学等，出版学术着作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