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朱文颖二三十年的写作历程中，她始终不断地向着新的经验开放，她热衷于写那些“生活往上的部分，或者干脆往下——更形而上一些，或者更肮脏本质一些”的东西，如评论所言，“相对于整个小说多年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套语法和惯例，朱文颖的写作有她的革命性、尖锐性，也有她对新的复杂经验独到的、创造性的处理。”
近日，朱文颖的最新长篇小说《深海夜航》首发于《钟山》2022年长篇小说A卷，在江南小城，一间法国人经营的西式餐酒吧宛若嵌入其中的一个微观地球村，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背景迥异的都市人，从一方小天地辐射大世界，在时间和空间的装置中，折射出万花筒般缤纷斑驳的光谱。
朱文颖 郭天容/绘
记者：新长篇《深海夜航》以大流行病为背景，在一座南方小城，一间仿若微型地球村的法国人经营的酒吧，开始了这篇小说。不免探究一下，这部小说是怎样产生的？现在看来，它更具有了一种现实的意味。
朱文颖：很长一段时间，《深海夜航》作为长篇小说的题目，存在于我的写作文档里。在我的感知里，它展示长度、深度、克制、压抑，以及混沌不可测的部分。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某种潜在的能量。
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和她的伴侣乌雷，他们表演过一个类似名称的行为艺术：《夜航》。他们两人面对面坐在桌子两头的椅子上，开始长达八个小时的对视。两三个小时后，身体开始抽筋。他们控制自己做任何能缓解疼痛的动作。这是一个转变性的行为艺术，通过这件作品，他们聚集了难以忍受并且无法释放的能量、痛苦和恍惚，甚至开始仇恨彼此。这件作品是精神发泄的对立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冥想训练。
《深海夜航》的潜在能量源、以及叙述方式，或许就来源于此。而另一方面，一个仿若微型地球村的“蓝猫酒吧”的故事，一些形形色色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他们——我一直希望以此写个“小全景小说”。直到有一天，2020年春天，禁足的春天……有一个晚上，我写下了这部长篇的第一句话，并且感到，有些巨大的东西呈现在了背景板上。我知道，航行可以开始了。
记者：小说的主人公是历史学家欧阳教授和他的太太、评弹演员苏嘉欣，这对中年夫妻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在他们的生活中，“厌倦”成为一个关键词，实际上，你近来的小说常描摹中年人生及其心理、情感，而这种描摹也具有着一种形而上的意味。
朱文颖：“厌倦”是一种情感方式，在小说里，也可以决定叙述语调和结构方式。最近这几年的写作，我竭尽全力希望摆脱文青气。至于“厌倦”，怎么说呢，它是激情之后的，愤怒之后的，挣扎之后的，是一切之后的。除了它的通常字面意义，它至少是平静的，仿佛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
真相是可以被抽象化的。因为它客观。当你不再抒情、自怜、自恋的时候，就更容易感知形而上的光芒。
记者：小说中，欧阳教授保有每天摘选词条的习惯，第一个词条即是“知识分子”，而聚集在蓝猫酒吧的艺术家、诗人、学者、留学生们，和他们所讨论的话题，都表明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有一个评论是说，你不致力于知识分子形象的完整刻画，而是迷恋于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关系的描摹，本质上是写现代人的困境。蓝猫酒吧的各类人物，正是在各种关系中展开了各自的处境和命运。
朱文颖：“刻划完整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其实还是简单的，然而我并不擅长这个，也并无很大的兴趣。
每个人、每种身份都是环境的产物，包括制度，包括地域。人与人的关系（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与艺术家，等等）不仅是自身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自身与自身背景的关系，自身与他者文化冲突的关系，也是他者与他者背景的关系。它们交叉相叠，错综复杂。而这种混沌恰恰是我喜欢的。
这种种关系本身发展出独特的命运，比如说：小说中的美国人比尔，他有一位墨西哥女朋友。这位墨西哥女朋友，用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令他莫名其妙地不能自拨。“一种神秘的、无法解释的”力量引领着他，在大流行病开始的前后几次往返于墨西哥城，最终死于墨西哥失控的疫情之中。
这种种关系也可能展现出特殊的视角。比如说，大流行病爆发三个月后，蓝猫酒吧老板克里斯托夫也辗转回到了法国小镇。他躲在朋友家后花园的花房里自我隔离。花房里暖洋洋的，他睡得很好。然后就做很多梦。他真的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在梦里他非常激动，因为在中国这是一个极其有名、代代相传的梦境。他希望自己不要醒来。但是，一只花房里湿漉漉的蜗牛把他吵醒了。
这只可能是一位曾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法国人的梦境。
记者：你曾说过，写这部长篇到中途的时候，你发现有几个人物在以往的作品中出现过，当时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不知道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什么关系，但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视野打开后，看到人物的来历、命运和他们今后的一个走向。具体指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你写作上的一种演进？因为你是一个始终向着新的经验开放，有一些新的写法和想法的作家。
朱文颖：《深海夜航》里有三个人物是评弹学校毕业的：欧阳教授的太太苏嘉欣，苏嘉欣的评弹同事阿珍。她们还有另一位同学：阿玲。阿玲当年在学校里就交了个香港男朋友，比她大二十来岁。最终她跟着那个香港人走了。阿珍和苏嘉欣都去了机场，送别阿玲。
我是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前面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三个女孩子（或许可以归纳成一个）贯穿了我二十年的写作。
她们最早出现在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高跟鞋》里。当时她们叫安弟和王小蕊。当时她们是混沌而迷惘的、平面的。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外面的世界以及变化对每个人都有冲击力。她们在小说里匆匆赶路，半生不熟地探讨着物质与精神的问题。后来，王小蕊走了，去了丹麦。
差不多十年以后，我写了短篇小说《凝视玛丽娜》。在这篇小说里，出现了另外两个评弹学校的女学生。她们叫李天雨和戴灵灵。那是1993年的南方小城。就像我的一位历史学家朋友说的，古老的苏州从那时候开始重生、试炼、考验、威胁、生死……两个女孩子与苏州一起成长、一起生死、一起失去，一起成为“伟大的人”。在成为“伟大的人”以前，情节仍然是相似的：在小说的中间部分，戴灵灵也跟着男朋友走了，去了香港。
又是十年。《深海夜航》。走来了苏嘉欣、阿珍和阿玲。
她们人生中的某一段。同样的时代氛围，评弹学校，港商，开放的环境。所以说，安弟和王小蕊，李天雨和戴灵灵，苏嘉欣、阿珍以及阿玲，她们本质上是一个人，在大时代的裂变中，一个人走了两条路。当然，《深海夜航》的不同之处在于：蓝猫酒吧出现了，这个“仿若微型地球村的法国人经营的酒吧”。它开业的时候，差不多也在1993年吧。而蓝猫酒吧就在十宝街（《高跟鞋》的主要场景地）的附近，它甚至就在十宝街上。以正常的步行速度，从十宝街的最繁华地段走向蓝猫酒吧，至多也就三五分钟的样子。然而，在大流行病的背景下，这却是从地域走向人类的过程。
这三五分钟，我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看清楚了。但是，看清楚了，就有了新的可能。
记者：《深海夜航》中的主要场景是蓝猫酒吧，辐射欧阳的家以及墨西哥、古巴、法国等世界各地。蓝猫酒吧本身是一个微观的地球村，东西方文化差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的话题本身就被镶嵌在这种场所。你是一个很早就开始关注这类问题的作家，小说空间有意识地向着“世界”展开，在这些空间装置中，人的精神生存状态是相异还是相通，人们的命运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引人思索。
朱文颖：我确实思考过、也仍然在思考这些问题，但很难给出全面而准确的答案。
无论如何，蓝猫酒吧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在我的生活中，它也是有着现实比照的一种存在。在《深海夜航》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对话。欧阳教授带着家家上街。街上的人戴着大大小小的口罩。有一种淡而模糊的创世纪的感觉。然后家家看到了一栋独门独户的三层小楼。问：“这是什么地方？”在欧阳教授的一系列回答之后，他微笑着补充了这么一句：“是的，它一定是什么。只是我们还不清楚而已。”这样的对话，在现实中确实也出现过。
蓝猫酒吧对于我的意义，如同在自己的“血地”中，撞见异质文化。它是一个舞台，虽然演员不多，观众寥寥，但上演着的却是关于世界的、关于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戏剧。
接下来的写作，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全球化（或延续、或终结）以及后疫情、人类处境。有些人物会重复出现，它们构成一个漶散而又紧密的整体。
记者：在空间维度上展开，是你小说的一个特质，但这种空间中也包含着时间。《深海夜航》中苏嘉欣和阿珍在墨西哥的经历，欧阳教授硕士生的论文中关于时空的探讨，都有着这种意味。某种意义上，这种空间包含着时间的写法，确乎是你注重的叙事方法吗？
朱文颖：在空间维度上展开小说，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我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正常的讲故事总是以时间作为立轴的）。很长时间以来，这成为某种困扰。当这种困扰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的时候，它是极难被自然而然解决的。因为就技术而解决技术，这不是一种最高级或者最朴素的方式。最高级的技术不是技术，它来自天性，只是伪装成技术的面貌呈现。
这种改变出现在2020年左右。2020年的春天，禁足的春天，充满未知和不确定的春天。就像有一次我和朋友聊天，我说，我感觉到，从某种程度上，完全线性遵循时间为线索的叙述方式，已经不能呈现我们眼前这个世界——至少是2020年以后的世界。
至于在空间中包含着时间，这属于装置艺术中扭曲、拼贴、倒置的部分。《深海夜航》中有很多时空的错乱、幻觉、以及盲点。我觉得它们很贴合目前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在一个新的混沌的创世纪中，重新回顾我们的历史，并且探索未来。
历史的长河中，文学艺术的呈现方式：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它们的出现，与时代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它们绝不是孤立的、毫无缘由地出现的。
记者：这就指向了一个问题，你在小说中对现实世界和平行世界进行深度剖析，它们指向历史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人类命运的未来走向。而关于人类的未来，小说中几个关于人工智能的片段，以及结尾处欧阳和导师的讨论、欧阳和儿子家家的对话，都有某种意味。这其中似乎有你的一些忧虑或者说思考。
朱文颖：桑塔格说过：“我最感兴趣的小说种类是广义上的‘科幻小说’，往返出入于想像的或幻觉的世界与所谓的现实世界之间的那种小说。”
我非常同意。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与此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对于我同样充满吸引力（限于知识储备，并非短期可以企及）。或许是周遭世界的剧变，也或许，我们最终保有探索激情与敬畏之心的，无非是康德的古老命题：“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关于这两者的扩张、交织以及纠结，无论在人类社会、未来人类与智能机器人共存的社会、或者更为遥远的无限远方……都将呈现出永恒的主题、困扰以及信念。
所有人的问题，都将转化成机器的问题，以及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
记者：最后回到小说的标题，“深海夜航”。小说的二十六章，比尔遇到天文学家奥蒙时有一段话，“我知道那种神秘的、无法确定的力量。无法确定，没有边界，但它又确实存在……就如同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夜色中，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远处仍然是沉静碧蓝的大海。非常神秘，美丽，充满力量，恐怖……”这是一种隐喻，它指向你小说的主题，它是什么？
朱文颖：这真是个精彩的问题。特别是它提问的方式。它近乎追问，甚至逼问。它让人打起所有的精神应对，然后逼出真相。
那种“神秘的、无法确定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是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死亡；是人类意志；是永不屈服；是渺小的随时可能死去的人，同时也是伟大的人；是人类永恒的宿命与孤独。
是那种奇怪的、无法解释的引领着比尔死在墨西哥城的力量；是苏嘉欣的姐姐苏嘉丽在雪峰寺跪拜后感觉灵魂出窍的那个瞬间；是让自闭症患者家家突然开口说话的那种力量……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所有的爱、恨、恐惧、无常、以及不可征服的信念。是不可言说、没有尽头的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