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周梅森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大博弈》改编的电视剧前不久落下帷幕，但它所引发的关注和思考仍在继续。该剧对准“中国制造”，以中国重汽行业的发展为背景，以地方国企北方机械公司为切口，讲述了孙和平、刘必定、杨柳三个有梦想的企业家，在不同立场上，为各自使命相互制衡，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博弈。近期，周梅森做客访谈现场，与大家分享他所观察到的，中国制造这二十年间精美壮丽的图画。
周梅森，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八、九、十届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着有小说《人民的名义》《中国制造》《国家公诉》《绝对权力》等，出版有《周梅森文集》《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周梅森反腐小说精品》等，改编制作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人间正道》《忠诚》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金鼎奖、澳门国际影视最佳编剧奖、互联网最具影响力影视作品奖、工匠中国影视最佳编剧奖、金数据影视大奖、华语原创小说最受欢迎作品大奖、中国数字阅读大奖等数十种。《人民的名义》《绝对权力》《中国制造》等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阿拉伯等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是在和市场的博弈中一步步崛起的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来写这部作品?
周梅森：这部作品在我的作品中，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部，应该讲酝酿时间相当长，长达12年-15年。
十几年前，我对中国制造的认识有很大偏差，也没有那方面的经验。2005年中国证券界发生了重要的事件——股份制改革，就是建立证券市场，为困难企业解困采取的一种措施，这个阶段造成国有的大股东的股份不流通问题，流通只是很少一部分，为和国际接轨，为真正把中国证券市场变成一个市场，真正鼓励优秀企业上市，不得不进行破题，那就是股改。那时候我就参与了这场博弈，给全国股民树立一个榜样，就是可以和大股东博弈，而我们的政策，政府鼓励你去博弈。
后来我把这件事写成长篇小说《梦想与疯狂》，同时2003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山东一家地方企业，吃掉了一个德隆系的湘火炬，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于是《梦想与疯狂》就诞生了。
之后，有家着名机械动力集团的老总，在机场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他通过秘书找到我，向我讲他的故事，我因此真正对制造业产生了兴趣。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我大概有七八次到他厂里，见证着这家企业从一个面临破产的厂，做到上市，最后甚至把它的母公司吃掉，我非常震撼。我突然觉得《梦想与疯狂》仅仅是写了证券市场的一小块，而且那个观点也不对。当时我把所有的思索都放在证券上，我以为证券市场只要正规了，和世界接轨了，就不会再发生那么多坑害股民的事情，现在看来都不对。
但制造业、中国制造在这二十年里是大步向前走的，中国制造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这个过程，在和市场的博弈中一步步起来了，所以说十二年以后，我写了《大博弈》。
从作家的眼光来看，您认为中国企业家身上有哪些精神、特点?
周梅森：中国制造的崛起，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非常好地体现在了《大博弈》中的三个主人公身上，孙和平能屈能伸、不屈不挠，心非常大，心想得多大，事能做得多大，这是一种代表人物，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永远那么乐观、执着，有一种疯子的精神。
第二类就像刘必定，这种人物是敢于冒险、拼搏，有时候不讲规则，承认失败，也接受后果，在二十多年的中国制造发展过程中，这类企业家占了一大批。
第三类就是像杨柳一样的国企领导，稳重、内敛、权威、强势，这种领导目前在我们的国企占主流。
他们对中国制造的热情、执着，构成了这二十年间一幅精美壮丽的图画。
小说家就是要塑造人物
很多观众读者看您的作品总有一种期待，无论是您的电视剧还是书，都希望对号入座，能够找到现实的人物。但是您恰恰是一个小说作者，写的是虚构作品，您如何看待?
周梅森：所有的虚构都来源于生活，都深深扎根于生活。《大博弈》播出后，很多网友都能对号：这个是潍柴，那个是中国重汽，那个是陕重……我从来没讲过，但是现实中有没有原型?全都有。但正因为如此，作品才厚实，不是虚假的、梦幻的。
我首先是作家，然后是编剧。我往往把小说作为电视剧改编的基础，这样的好处是，我的电视剧是肯定的人物形象，人物是丰满的，不是纸片式的，不可能是神，也不可能是鬼，因为小说家就是要塑造人物。
作家的影视剧和一帮哥们儿侃一通完全不一样，它有深厚的文学艺术蕴含其中。还有一点和行内不同的是，作家电视剧不愿意重复，影视圈内的剧往往是某个类型成功了，就会模式化出来一大批，直到市场不接受了，才结束，因为只要有利润他们就干，这是作家型编剧最反感的。
您一直从事虚构作品写作，您有没有可能性尝试非虚构写作?
周梅森：我的写作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写作习惯和思维逻辑。虚构类作品的思维逻辑是看到一点会联想非常多，假设一切都发生了，都可能发生，而非虚构写作是不允许的。
非虚构文学需要认真、扎实的采访，而我天生不喜欢采访。有人问我说你写作是采访什么?包括《人民的名义》我都没有什么采访，主要是生活积累，我的采访仅仅需要的是某个行业比如说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了解。
在我40岁之前，我全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因为我知道我的生活经历、阅历远远不够完成当代作品，而我会在大量的历史中找到灵感，找到我的气息，找到我丰富的联想。当我40岁以后，我有一定的经历、阅历，就是已经具有了描写当代生活的那种可能性，我认为那时候将创作转到当代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革命性的。那时候我以中篇小说创作为主，有几部都改成电影了，我没有刻意追求影视化，但是写作风格和习惯非常接近于影视化，因为我喜欢讲故事、喜欢塑造人物，我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些因素可能和影视比较接近、投缘，所以作品的改编量非常大。
您觉得作为观众，看了电视剧之后，有没有必要再来买您的书再看?包括剧本?
周梅森：有必要的。剧本的受众一般是写作者、编剧，或者研究影视剧的专业人员，往往印得少，卖得也快。可以通过书和剧本看到影视剧的审查标准在哪里?为什么砍掉这么多情节?
另外，小说和电视剧毕竟不一样，小说有很多东西是电视剧没法表现的，还有一些是受政策限制不能表现在剧里，所以有些人愿意研究，可以去读书、读剧本。
和影视剧走得太近，会不会影响您纯文学的创作?
周梅森：哪来的纯文学，我的文学从来没有那么纯。我写作一般是这个事情震动了我、激励了我，让我觉得有话可说我才写，否则我不会轻易动笔的。有些主题明明非常好，但是不是我的东西，我写不下来，我就不接。
如果我不能发现生活中感动我、震撼我、打动我的东西，我会带着几十年的人生经验重回历史
我们看到您的几部影视剧，观众的反馈是有两极的。举一个例子，《人民的名义》他们不喜欢看其中黄毛的情节，但却对其他部分很满意，为什么?您觉得这个部分重要吗?
周梅森：我总希望全面一点，能照顾到年轻人的欣赏习惯。但事实证明我是失败的，这个我必须承认。黄毛的演技并不差，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把他换成一位流量明星来演的话，肯定就不会是这样了，像《大博弈》又有人批评这类问题，这是值得我好好反思的。
恐怕一个老头来写年轻人，确实是问题，我要接受教训。下一部作品这类错误不会再犯了，既然不了解，既然我用两部作品都没有探索出条路来，那只能回避。我写《人民的名义》的时候天真地认为，这么多的会议太沉闷了，不弄个稍微跳脱一点、搞笑性质的人物，可能观众看不下去，但出乎意料，人们喜欢看的恰恰是那些乏味的会议。这就是市场，市场的需求不是你揣测出来的，不是你顺应市场，市场就能够接受。
未来您会不会还来挑战一下写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周梅森：不行了。这是年轻人的写作素材，年轻人的话题，不是我的。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从1974年参加工作，到今年是48年，因而我了解全过程。现在既有这个精力，又愿意写这方面主题的作家很少，我还是愿意写下去，提供一种记忆，一种经验。
我的作品更多的是反映我经历过的生活。这六十多年的生活足够我咀嚼一段时间，因为在我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几乎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来不及回头，一个完了接着一个，虽然有些磨难，但都渡过去了。现在我觉得可以回头把有些东西好好想想，《大博弈》就是一种咀嚼的结果，因为《梦想与疯狂》当时是唯一没改编的一个作品。
《大博弈》主演海报
您未来工作的最重心将放在哪里?
周梅森：从《人间正道》到今天的《大博弈》一共12本，我该写的已经都写出来了，如果有人愿意研究，可以从中看出我们时代发展的脉搏、跳动的脉搏。这些作品于我而言都很重要，我没有什么遗憾。
对现在的我来说，如果我不能发现生活中能够感动我、震撼我、打动我的东西，我可能还会重回历史，带着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来重看历史，寻找新灵感。（杜晓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