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韩东的“中年变法”

韩东

本文作者：曹寇

　　韩东的头衔一度是“诗人小说家”这一偏正结构，而非“诗人、小说家”这一并列或先后（视其写作时间和贡献而定）关系。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将诗歌和小说分割了开来的缘故，并且门户还相当森严。确实是这样，比如中国古代，诗人就是诗人，小说家就是小说家。诗歌的高贵或独立（独立于文学之外）具有其“先天”的合法性。而小说则是话本，说书人的行当。本人还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就有个说书人，他虽然广受爱戴，但他本人却并不识字。与此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地位是卑贱的（我并不认可神仙传和文人笔记之类的文体算小说），文人参与进来是后来的事。就好比绘画，一直是匠人所为，宋元时期才出现文人画，所以明清小说可以说是“文人小说”。但小说的先天卑贱性导致文人们并不愿意张扬自己诗歌之外的写作，尤其是小说，算是件“见不得人”的事儿，简直需要掩饰。我写过此类文章，如：兰陵笑笑生是谁？该文人在写了旷世杰作《金瓶梅》后甚至懒得或不敢署上自己的真名实姓，而若是一首得意的小诗，他不仅署名，还经常将自己遥远的籍贯也署上去。“韩昌黎”或“昌黎先生”即是一例。昌黎是河北地界，韩愈则生于河南，而且他一辈子也没有和昌黎有过实质性的关系。当代诗人伊沙习惯于自称“长安伊沙”亦有此意，然多少有点别扭。总之，文人小说不如文人画运气好，直到中国古典小说终结之日，这一命运也没多少改变。
　　很难说韩东的“诗人小说家”不是上述这一历史遗迹的体现，即便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的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即便当代众多知名小说家业已通过小说取得了惊人的现实名利和世俗权力。但小说的世俗性（对比于诗歌的“神圣”意味）确实在诗人们看来并非高妙之所在。中国诗人的自诩就不说了，德国人顾彬也到处宣扬当代中国诗歌成就高于小说。且放下莫言的小说是否“最好”，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作家群体中尤其是诗歌圈中遭冷，大概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的现实娱乐基本来源于小说、戏剧（影视）等叙事性文体，但传诵之物迄今仍为诗歌，只是并非现代诗。一个家长从来不愿意给子女来一段睡前故事，反而逼迫他们背诵“鹅鹅鹅”来取悦亲友。中国确实是一个抒情大国，即便它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叙事传统，但后者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猝死、革命世纪的口号和血泪，只能使抒情获得更为合法的合法性。这其实不仅仅是两种表达方式的问题，我誉之为“文化命运”。
　　二
　　事实上，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韩东的主要身份是小说家，虽然他的诗歌仍然在写，但他在小说中所投入的精力和获得的成就，无论对于他本人来说，还是对于当代小说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赫赫存在。这起码说明一个问题：在诗人韩东看来，当一名合格的小说家并非耻辱，而是荣誉，起码是一件指涉文学的修炼行为。落实到韩东的个人身份来看（体制外、民间、自由作家），他显然认识到，小说并非“文坛人物”才能才愿意干的事。小说一如诗歌，需要优质大脑的参与，而非庸俗、懒惰、讨巧之辈互相取暖、自以为是的场域（当代诗歌圈的一个让人恶心的现象）。相比于当年的“先锋派”和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技巧的生吞活剥，对世俗生活的简单复写，一如《有关大雁塔》在朦胧诗年代的效果，九十年代的韩东小说，其表现出来的贴肉和智性可谓让人眼前一亮。他对假大空的不屑，对知识分子趣味、对宏大叙事的消解能力，几乎是同代作家中最为彻底的。这有其小说集《我的柏拉图》、《美元硬过人民币》为证。
　　和中国当代绝大多数作家一样，韩东小说所遵循的叙事传统并非上文提到的明清，而是遥远的西方。西方大师的巨大身形所投射的阴影几乎覆盖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的所有角落。向西方学习，起源于晚清以来的政经衰败，这只是现实，并不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难不成我们要学习上古？乃至学习西方，本也不存在“全盘”还是“局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最终还是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人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不可能是西方人，我们也不可能是过去的人，所以我们只能是当下生活在中国的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检视当代小说写作的一件“法器”。正如有识之士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当代小说中充斥着伪善和伪恶，遍布着花拳绣腿的招式，萦绕着各种知识分子的、小资的情趣，以及言不由衷地胡编乱造，心怀叵测地“人文关怀”……还是拿“先锋派”来说，这一后来猝死的“派”，其问题在我看来还不是翻译体语言（指直接将汉译文风移用到小说中去），亦非其学徒式的炫技伎俩，而是他们描述的人事没有一个是落实并值得信任的。他们似乎竭力在营造一个梦幻世界，这个梦幻世界与作家自身无关，亦与现实生活无关，而仅仅剩下一具伪文学画皮——填词造句。我并非要诋毁文学实验，文学实验精神是文学本身的内在动力，是一种基本的创造力，但“先锋派”却是一种抄袭和编辑行为。正是基于此，韩东九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才具备了“革命性”或“断裂”意义。他矢志于描述个体经验，以“贼不走空”的方式真诚地记录那些切入其肉的疼痛和欢愉，这种写作态度和立场，我认为是一种“文学的正气”。曹雪芹是这样，卡夫卡亦然。
　　三
　　所以说，韩东的小说方式被圈内人戏称为“报告文学”亦非偶然。他的小说太依赖个人经验了，自己的、朋友的、道听途说的，而自己的则占据主要篇幅。读韩东早期小说，基本能够使用捕风捉影的手段描画出韩东的成长经历、朋友圈，乃至个人隐私。他并非放弃小说应有的虚构和想象，但真实经验往往处于其小说核心地位。直到他的第一部长篇《扎根》问世，可谓将此方式推向高潮。他在《扎根》后记中提出了一个说法：“把真的写假”。这一短促而突兀的“论断”几乎与他当年针对诗歌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一样着名而饶有意味。韩东的个人简介里总是不忘提到“八岁随父母下乡”，《扎根》的主干和细节，大多源于这段生活。就我个人的认识看来，所谓“把真的写假”，就是写真的，但要让真的“飘”起来，看起来呈现出真之外的美妙，继而能够使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获得共振，表现出文学层面的普适价值。如果将来有靠谱的文学史的话，我相信这句话可以“入史”。因为它本质上并非韩东的个人方式，但凡有点阅读量的人都应知道，这是古今中外众多作家的普遍手段，区别是，别人从未这么说过罢了。
　　也就是说，对个人经验的依赖是一个小说家写作的第一选项和自然法则。不过，这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经验的写作就是无效的。《水浒传》和《包法利夫人》这两部杰作概与个人经验无关，前者精彩绝伦，后者匠心独运。对个人经验的过度依赖也往往使一个小说家沉溺于自我复制、自我繁殖和自我神话之中。他们的写作寿命会因此而早逝或老而不死。换言之，个人经验既是小说家的财富，也可能是一个陷阱。中国文坛一个诡异的现象是：很多作家依赖早年经验（童年和青春）获得认可，有了一篇成名作和一篇代表作后，迅速沉寂，或者成为一个“苦于生育的老者”（鲁羊语）。时隔多年，他当然会以一个不写作的“老作家”身份列席于各种文学会议。但这样的“老作家”说到底只能是个怪物。中国作家写作寿命的短暂并非个例。倘未英年早逝，生物寿命的漫长只能产生尴尬。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作家，他确实仍然在写，但仍然在写自己青春期的性欲问题，若非真切，只能荒唐。莫言获得诺奖，书是印了不少，但据说盛名之下并无多少有效阅读，我想亦与此有关。莫言的题材虽非都是个人经验，如《红高粱》、《檀香刑》之类的溯古记忆，但他确实很少涉及当下生活，这也怨不得年轻人“看不懂”或“不爱看”他的东西。老实说，我个人就不太爱看莫言的小说。我这样说与对莫言小说的价值判断无关，只是强调个人经验、题材和小说家及其写作寿命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中国太多“青春作家”了，太多十八岁需要政府给他发一个姑娘的文艺青年了，却独稀缺索尔贝娄、马尔克斯那样真正的老作家，尤其缺少能够描述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家。当然，期刊上确实也遍布不少当下生活的小说，不过，就我看来，值得信任的寥寥，多为扯淡做作之姿，顾左右而言他的体操表演。当下是难写的，它过于“鲜艳”，缺乏“美感”，尚无“定论”。这是一场冒险。
　　四
　　韩东的新长篇《爱与生》（原名《欢乐而隐秘》，原载2015年《收获》第四期）描述的就是当下生活。林果儿与男友张军堕胎七次，因受到一个佛教徒兼同性恋老秦的撺掇，二人进山拜佛，以祈那些丧失肉身载体的“小婴灵”得到超脱，路上巧遇一个叫齐林的企业老总，至此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张军希望女友林果儿主动接近齐林，然后从后者那里骗钱。因为张军的蓄意捣蛋，林果儿与他的关系确实至此中止，林果儿为了报复张军，确实投奔了齐林。但她并没有委身齐林，而是利用他对自己几乎与生俱来的爱对齐林百般嘲弄和羞辱，直到齐林发现林果儿已与张军暗地里复合而提出分手。齐林的身体和情感生活垮塌了，林果儿也渐渐意识到真正爱自己的是齐林。于是她二次投奔齐林，并愿奉子成婚。然而造化弄人，齐林和林果儿怎么也弄不出孩子。然后齐林车祸死亡。沉浸在对齐林愧疚和爱之中的林果儿最终找到前男友张军，一番交媾，果然第八次怀孕，并赋予了他肉体，林果儿生下了他，名为秦麒麟。
　　这个故事看似普通，但其中的核心问题却很重大。它用一段世俗的爱情故事演绎了佛家的因果论。这一因果集中体现于齐林的身上。齐林身上发生了两场车祸，第一次车祸的起因是他看到了尚在少女时期的林果儿，在那次车祸中，少女林果儿救了他，并让他一见钟情，但他的狗却在那次失踪或者死了。多年以后，他巧遇林果儿，经过上述的磨难反复，终于在情感和肉体上完全获得了林果儿。但是，第二次车祸发生了，十多年后，齐林在山林间莫名其妙地听到了狗叫，他将车开下了悬崖。他死了，同车的林果儿却几乎毫发无损。至于林果儿和张军身上的因果问题，应该也有，囿于本人对佛家和因果并无兴趣，就不说了。值得一提的是，韩东在《爱与生》中所描述的因果报应并非往世今生及来世，而就是现世报。好玩之处在于，现世报几乎是中国旧小说所反复阐释的基本义理，《红楼梦》就是一个无数小因果组织而成的体积硕大的大因果。它还让我想到“三言两拍”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之类的篇章。《聊斋志异》里也几乎都是因果问题。韩东小说也阐释因果，这确实让我觉得新鲜而有趣。
　　至于韩东这本小说成败得失，这留给评论家去谈。我所关注的还是韩东这一“中年变法”式的写作策略。放弃单纯的个人经验，注视当下人群及其关系，表达他年过半百的人世体会，似乎是这几年来韩东所特别热衷的事。这从他的上一本长篇《中国情人》即已露出端倪。他开始“编故事”了，开始走出他的工作室观察正在活着的人群了，开始向着“巧妙构思”、“苦心经营”而去了。我不知道韩东“中年变法”最终的效果，但我极其喜欢这种勇气和努力，并对此类劳动肃然起敬。在前不久南京先锋书店的活动中，我说：希望老韩成为一个长寿的人，包括生物寿命和写作寿命。于此，再次表达我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