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原：《不屈的脊梁》：挺拔精神形象的雕刻

　　姚正安的长篇报告文学《不屈的脊梁》，以企业家张椿年的人生故事为叙事对象。报告文学为人诟病的重要一点，就是有一些以企业或企业家为题材的作品沦为“广告文学”。企业或企业家报告差不多成了“广告文学”的名词。这似乎有点绝对化。但不争的事实是，不少写企业、企业家的作品，作者和所写对象合谋，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无视报告文学非虚构的文体特性，弄虚作假，拔高人物；有的作品价值失范，以拜物逐利为取向，以财富暴发和资本权力等炫耀，背离了报告文学应有的理性精神。姚正安的《不屈的脊梁》却是一部不一样的企业家报告文学，作者一反过往一些报告文学书写企业家的广告化模式，将作品的叙事聚焦由对人物作过度的“物质性”叙事，调整为以对人物作“精神性”叙事为主。“有人誉你为企业管理的长春树，有人赞你为集体企业的一面旗帜。而我拂去撒在你身上的光粉，直接地感受，你是一位真正的企业家，恪守着企业家的本分。”这里所说的“本分”，正是作品主人公不屈前行的精神本真。姚正安通过对企业家张椿年人生故事富有意味的讲说，给读者呈现了人物主体最为本质的挺立的精神形象。 

　　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不屈的脊梁”之类有点滥用熟套了。但用在叙写张椿年的这部作品中，却是恰如其人，贴切形象，并且具有特殊的表现力。生理上的张椿年是“屈”的，二十来岁就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腰呈弓形弯曲，浑身疼痛，行走艰难”；年纪大后，“他的脊椎骨已经钙化，虽然疼痛减轻，但转身需要整体转动，睡觉也只能侧着”。而“不屈的脊梁”，则是张椿年的精神写照。他“不屈服于命运”，“不屈服于贫弱”，“不屈服于诱惑”。“张椿年以‘三个不屈服’诠释了‘不屈的脊梁’”。《不屈的脊梁》以人物生理与精神之间特殊反差的对比，极富张力和感染力地再现了一个真实而充满生命正能量的人物形象。“不屈服于命运”，是张椿年少年、青年时代人生故事的主题；“不屈服于贫弱”，是人物不懈于创业的精神原动力；而“不屈服于诱惑”，则写出张椿年在物化世界的精神守正。作品设置了“命运悲歌”、“咬定青山”、“勇立潮头”等五章内容，以“三个不屈服”作为贯串人物人生行旅的精神线索，建构了一个内容厚实主题凝聚的纪传体叙事文本。 

　　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叙事方式，自然应以具有对象自身的独特性的故事作为它的基本要素。其中的故事性以及蕴含故事中的意义，是作品文学性、可读性和思想价值生成的关键。报告文学的写作如同雕刻，在选择和去除之间呈现对象富有特质的形象。这就特别需要作者独具慧眼地发现；基于有价值的发现，对写作对象进行深入的采访，其间细化深化已有的的发现并选择最有意义的故事加以叙说，由此达成对于形神兼备人物形象的真实再现。张椿年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其“不屈的脊梁”精神就蕴含在他的人生故事之中。高考成绩优异，却因家庭成分的问题名落孙山。“选择逃离”，远走东北，在工厂落脚。冬季征兵，被住在工厂的接兵领导看中应招入伍。染上风寒，因类风湿性关节炎退伍回乡。被安置在服装厂“做裁剪工”，“于服装一窍不通，而且裁剪必须站立工作，这对于脊椎有病、时而疼痛的张椿年无疑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作品正是在这样烙有时代印记、独具个人命运特点的具体讲述中，坐实了张椿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身躯弯曲，但意志不屈，精神不屈”的可感形象，“两行深深浅浅的足印成就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人字”。 

　　在张椿年“三个不屈服”中，最令人感佩的是他的“不屈服于诱惑”。这是他超拔于一般企业家最具精神价值的所在。论物质财富的创造，张椿年没有进入过福布斯之类的排行榜，但他是精神的创造者，富有者。“张椿年执掌企业三十年，从最初穷得买不起车票，到后来富得不差钱，一直恪守着为人的底线”，“在多种多样的诱惑面前”，抱朴守正，崇德律己，彰显着人之为人人性人格之美，成为职工眼里的“心灵导师”。作者对于张椿年的书写全无“高大上”的一套，而是将他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穿着海蓝色的工装，佩着胸卡。办公室空间小，设施简单，“与老板无关”。上下班“都是骑车或步行”，70多岁出差，“都是买夜间机票，普通舱”。与客户谈业务，人家住五星级宾馆，他“住的是几十元一晚的街道招待所” 。正是通过这些一系列寻常事的素朴的叙述，一个不一样的企业家精神形象就鲜活地立了起来。有一段叙述让人难以忘怀：张椿年女儿要到南京看眼疾，以为父亲会派车接送。坐班车的女儿返程时因为堵车晚点，“父亲一遍一遍地往家里打电话，问回来没有，不知打了多少遍。最后，父亲耐不住了”，“到车站等”着女儿。这里的细节独具“这一个”的典型性，凸显了张椿年公私分明的正大品格，激活了他为父慈爱的感人情怀。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此文原载2016年5月6日《人民日报》）